最近读了史怀哲的《行走在非洲丛林》，被这样一位伟大的医生、人道主义者，同时又是伟大的音乐家所深深感动和震撼。爱因斯坦说，“像阿尔贝特·施韦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他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的道德楷模。
下面的人物介绍摘录自百度百科：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是二十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伟人、一位著名学者以及人道主义者。具备哲学、医学、神学、音乐四种不同领域的才华，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通才、成就卓越的世纪伟人。1913年他来到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阿尔贝特·施韦泽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生平简介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年1月14日 – 1965年9月4日 [1]），又翻译为史怀哲，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管风琴演奏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875年生于德、法边界阿尔萨斯省的小城凯泽尔贝格（当时属于德意志帝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精通德、法两种语言，在9岁时，就成了演奏风琴的能手。1898年在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899年，任圣尼古拉斯教堂传教士之职。1901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院长。1904年，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他听到刚果缺少医生的呼吁，决定到非洲行医。历经九年的学习，他在38岁的时候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施韦泽夫妇俩于1913年来到法属非洲，主要靠巴赫作品演奏会的收入，在加蓬创办兰巴雷内麻风病院，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为当地人民治病。他是法国哲学家，音乐家、传教医师。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被称为“非洲之子”。1957年，他的传奇经历曾被拍成电影。他是巴赫作品的解释者。他著有《音乐家诗人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对巴赫作品中装饰音的处理原则加以阐述，对后来演奏巴赫作品的贡献很大。著有《德国和法国的管风琴制造艺术与演奏家》。他与维多尔合编了5本《J.S.巴赫管风琴作品全集》，后又与E.涅-贝尔热续编了3本。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康德的宗教哲学》、《耶稣的弥赛亚和受难的秘迹》、《在原始森林的边绿》、《文明的衰败与复兴》、《文明与伦理》、《文化哲学》等。他于1965年逝世，终年90岁。
敬畏生命
敬畏一切生命是施韦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施韦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为什么要敬畏一切生命？施韦泽认为这就是生命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原始的伦理产生于人类与其前辈和后裔的天然关系。然而，只要人一成为有思想的生命，他的‘亲属’范围就扩大了。”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
施韦泽指出，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力，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做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世界大战的接连出现就是明证。
敬畏一切生命是美好的理念，但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不可能对一切生命都同等对待，为了人的生存，人常常要消灭一些生命。是否应区分生命的价值序列呢？施韦泽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在生活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种区分尺度完全是主观的。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没有价值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某些生命是被允许的。施韦泽提出，依据这种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昆虫和一个原始部落可能都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
然而在非洲，面对铺天盖地的蚂蚁和蚊子，人类出于生存需要必须要消灭一些生命。施韦泽认为，尽管这不可避免，但人必须有“自责”的意识。如果人类认为自己有权力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这种“自责”是对“敬畏一切生命”原则的妥协，同时是一种自觉。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
施韦泽对近代欧洲的世界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欧洲近代思想的根本错误是肯定世界、人生和伦理，但并未真正理解其内在联系，使世界成为生命意志自我分裂的残酷战场：一部分生命只有通过毁灭其他生命才能持续下来。这些思想对我们理解世界形势仍然有启发意义。
施韦泽对东方传统价值观予以崇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他著有《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至为赞叹印度思想所强调的人的伦理行为不仅与同类有关，而且与所有生命有关的原则。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一句佛教格言：“决不可以杀死、虐待、辱骂、折磨、迫害有灵魂的东西、生命。”
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施韦泽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契合了时机，这是他获得崇高声誉的社会背景。正如史怀泽所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这是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