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在失路穷途之际，往往会开始不由自主思考哲学人生宇宙的终极问题。
作为一个肤浅的没有哲学根基的学生，我人生中开始思考终极问题，竟来自于做数学题的间隙。
苏轼被贬流落黄州，困厄之际写下了赤壁赋中对时间宇宙的超凡见解。而我与终极世界的第一次触碰，悲哀的源于一道解析几何。
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那个空白萧索的冬日，那是高三的许许多多日子中最平常的一个。我趴在桌子上算一道解析几何，当我算了三遍之后依然得不到正确答案，把纸翻个面放好打算继续算第四遍时，我不经意抬了头，看到不知何时已经四合的暮色，听到了厨房里锅碗瓢盆开始碰撞的声音，远处和近处灯光在不经意间亮起。
那种感觉就是白天和黑夜的无缝对接。也许是这种俯仰之间已为黑夜的错位加上被数学碾压后已经有些变质的大脑，我恍然间有一种奇异的出世感。窗外的黑夜延伸成了宇宙，屋内的灯光、阴影幻化成了古代东方的庙宇。我再一低头，满纸的数字、符号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摇身一变成了由现实通往终极世界的符咒。
就是在此时，眼前的曾经坚不可摧的真实世界开始摇摇欲坠，我的脑子里开始冒出“我是谁，宇宙从哪里来，时间的起点与终点在哪，人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等等一连串乱七八糟的问题。当我终于回过神来，不禁重新打量我手中的草稿纸，感慨数学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用小小一道解析几何达到了足以催生一个人开始终极设想的困苦绝望之境。
但这早已不是我和数理化之间第一次过招，我们之间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
最初的碰面是从小学开始，那时的理科就像那时的我，不谙世事，尚未长成。我们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六年，那时的它缺乏存在感，面目模糊。
之后，在我的印象中，初中的数理化伴随着我们班主任焦灼的眼神，深锁的眉头拉开大幕，重新粉墨登场。班主任教语文，当年学文科，却时时刻刻向我们进行“敬畏数理化主义教育”。主要包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非常难”等等纲领，当然，少不了最重要的那条：女生天生在理科方面不如男生，学习起来困难。我妈在这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也是一个标准的文科生，天天为我的智商能否担此大任忧心忡忡。我在她们的感化下，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义数理化。那时我十二三岁，那是一个尚不懂得如何认知世界的年纪，不懂得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懂得通过观察，实践来思考认识。于是将老师家长哪怕是只言片语都刻意牢记放大，往往拥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由权威的话语和自己局限的观察所拼凑起来的世界。所以，当时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自此我和它之间开始了漫长的缠斗。我开始暗中观察它的一举一动，开始为它的每一次波动心情起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对我每一次优秀的数理化成绩感到侥幸和不踏实，把每一次发挥失常的成绩视作再也无法提高的预兆。我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走完了初中。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太傻，不知道先审视自我在理科方面的能力，就过早因为他人的话盖棺定论，以至于连带着数理化都一起受了委屈，被我不怀好意敌视戒备了这么多年。
后来我们的关系慢慢开始缓和。高中的班主任依然有偏见，依然有同样的思想灌输，可也许是我长大了，我开始慢慢的，慢慢的意识到，事情不是那样的。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小心翼翼的，是不敢相信又令人快乐的。
以至于在大学，我敢于选择了理工科，不会有曾经的犹疑，摒弃了偏见，周围的空气也变得自由轻快。
我和它这么多年相互拉扯，有时是真枪实弹的过招，有时也只是我内心翻涌澎湃的独角戏。但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天，我们心平气和地在桌子旁坐下，平起平坐，握手言和，把酒言欢。
当我终于勇敢地一层层撕去它被历届老师家长包裹的密不透风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外衣，发现我可以探寻那曲径通幽的深处，发现其实那个冰清澄澈的科学世界也在容许并期待一个个来访者靠近，错综迷离的表皮下，线索正悄然铺展开。
我仿佛听见它轻轻对我说：欢迎你，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