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金额不超过5万元；婚丧随礼，亲属不超过200元，其他人不超过100元；丧事殡期一般不超过3天。”近日，山西省长治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满月圆锁、庆生祝寿、升学入伍、建房乔迁、商铺开业等）不办。
这几年，有关各地天价彩礼的讨论层出不穷。早在2018年年底，网络上就流传着一份《2018年山西彩礼大数据报告》。其中，长治动辄十几万元的彩礼让不少人表示“头大”。可以说，长治市出台《意见》，正是致力于改善这一落后的社会风气。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实现移风易俗绝非一日之功。在指责居民婚嫁观落后之前，首先应当有一种现实关怀：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在乎高价彩礼？人们这一“固执”选择的背后是不是有些难言之隐？
而要理解这些选择背后的逻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活动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维路径。其中，以梁漱溟和费孝通为代表，他们一位致力于文化改良，一位致力于经济改良，共同探索着让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前者注重发展教育，普及文化；后者则倡导发展乡镇企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尽管二人的侧重点不同，却都指向了同一方法论：风俗改良并非简单的一禁即可，而需要渐进的过程和全盘的考量。时至今日，要想解决婚嫁风俗问题，“经济”和“思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正如有些网友所抱怨的：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想“现实”，而是生活压力逼得自己不得不“现实”。根据某房产信息服务平台的相关数据，2019年长治的平均房价为8536元/m²，在山西省内仅次于省会太原。可是，2018年长治的人均GDP仅为4.7万元左右，远低于太原的8.8万元左右。面对如此高企的房价收入比，仅仅靠倡导“零彩礼”和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的新型婚恋观恐怕很难实现初衷。
在风气之外，之所以不少人会紧盯“彩礼”这一摇钱树，根本原因还是平日收入较低、生活成本较高。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有一方面通过脱贫攻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调控房价、物价，降低过高的生活成本，才能真正为移风易俗扫清现实障碍。
在思想方面，地方政府也要相信观念的力量，加强乡村教育建设。很多时候，之所以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就是因为人们在思维上并未加以改变，而唯有教育方可实现这一转变。因此，地方政府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探索成人教育，借鉴当年梁漱溟的实践模式，设立乡学、村学，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让他们得以开阔视野，逐渐更新相对落后的思维模式。
其实，婚礼怎么办、给多少彩礼等问题，归根结底都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地方政府在倡导移风易俗之外，仍需通过制度保障，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惟其如此，才能让人们在选择时可以更多地依据个人偏好，而非让步于“现实”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