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教书四十多年，突然“撂挑子”
原题：《接到“退休通知”就离校的小学老师》
干啥都能干够，没想到教了四十多年书的王老师够得如此“狠”。
王老师今年三月底到了退休年龄，接到学校给的“退休通知”，当天下午就不到学校去了。
因为王老师的“退”正赶在学期中间，这学期的课都是安排好了的，学校本来就缺老师，王老师这一突然离开，正带着的一班课就断崖式的撂在那没人问。
王老师是我们镇一所村小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包括校长在内共七个老师，六个教学班。校长经常开会办事外出不在校，占不住一个班，只带几节副课；老师日常难免还要请假耽误课。这样，事实上，全校六个班的教学基本上就是一人一个班的包班制。
王老师这一突然“撂挑子”，使学校本来就繁重的教学工作自然又雪上加霜。“一个萝卜一个坑”正好的，现在“坑”还在，但没有“萝卜”了，校长当紧忙用泥捏萝卜？没人上课，“王老师班”的学生乱得跟无王蜂一样，急得校长直挠头。
出现这种情况，校长比谁都急，后悔当时把王老师的“退休通知”及时给了他。
现在，说啥都晚了，只好再征求一下王老师的意见，看他是否同意返聘？
于是，校长把电话打过去，想先在电话里与王老师沟通一下意见，谁知王老师根本就不接电话。无奈，校长只好亲自登门拜访
校长以为这回自己亲自登门，又是有偿“返聘”，王老师肯定能回来。谁知情况大大出乎校长预料。
“顾请”现场气氛非常尴尬，甚至出现了很强的火药味:校长，你是大忙人，你赶紧回去，不要再费口舌了。你今天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会再回班上课！
校长见王老师面带愠色语气强硬，又上前一步套近乎地笑着说:咱两家多少还有点亲戚关系，不看僧面看佛面，回校再努两个月，努到这学期结束，欢送你走，不行吗？
王老师丝毫不为校长的祈求所感动，仍寒着脸余气仍盛地说:这不是私人关系的事，说实话，我就走都嫌晚，四十多年了，我干得够够的；你要不在我家吃饭，不是我撵你，你现在就走，我还有事要出去办。说完王老师就要关门。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校长只好怅然地离开。
王老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回乡后被村里聘为“民师”，八十年代初第一批通过“民师考试”，录取为“正式”教师。（当时的“民师”，通过考试“转正”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多年来，王老师工作踏实认真，教学经验丰富，虽然无官无职，但教学却深受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教书育人四十多年，王老师虽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在当地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三好老师”（课带得好，字写得好，棋下得好）。工作认真踏实，包括笔者在内，我们乡有六七个八十年代初考上师范的老师，小学时都是跟他上的。
我与王老师原来在一起工作过，住邻村，又是师生关系。所以，我对王老师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王老师这人脾气不好，不善言谈，但为人处事耿直认理，坚持原则，工作一丝不苟。
上周末，没有什么事。我去银行取钱，正巧邂逅了王老师，一阵亲切寒暄后，我们坐在大厅长椅上拉起呱来。
自王老师三月底退休后，我们有两个月没见了。
这次见面，王老师显得很精神，面色红润，拉呱中主动问我现在的课重不重？检查多不多？我则关心地问着他退休后“玩”得好不好？
进一步交流中，不自觉地又谈到了王老师几个月前突然不辞而别的情形。
一说这个话题，王老师立马转笑为气:现在的书没法教，原来“文”没下来，课再多，再累，我一节课都不会缺，“端谁的碗被谁管”，说什么呢？现在“文”下来了，合法离开，我一节课都不多带。谁也别想拦我。我走得虽不合情，但合理合法！平时一周二十多节课，一天四点名，拴得死死的，累得跟推磨的驴有什么两样？校长三天两头地换，哪个领导拿我当人看了？我退下来，哪怕立马就死，我都不多干一天！
王老师一口气说完一长串极端生气的话，还意犹未尽的，看来他心里是窝了不少气。听着王老师的话，我也感觉很有道理，就递给王老师一支烟:是的，你留下来是人情，离开是本分，谁也拦不住你，可你这样做就怕影响不好呀？
王老师点着烟深吸了一口，“骂”得更凶了:我管它什么影响不影响，没有人对咱仁，我为什么要对他义？拉磨时，朝死里使，可有哪个领导主动给添把草料吗？去年老张退休，不是个活生生牺牲的例子吗？多干了两个月，说好的给1000块钱辛苦费，到现在老张连一个毛咯也没见着，捂眼哄老实人。临离开学校那天，老张拍打拍打身上的粉笔灰，咯吱窝夹两本书，冷清灰溜地走了，跟做贼的一样，学校甭说设宴欢送，连个说温暖话送到校门口的人也没有，多寒碜可怜！现在轮到我了，我还不老早放明白点？
听了王老师的一席话，我感到鼻子酸酸的，说的有道理呀！看来，老教师的情感世界还是有暗伤的，尤其是这批工作了四十多年，出身“民师”的老教师，他们历经困苦，经历坎坷，劳苦功高，不得不令人尊敬同情和眷恋。
兔死狐悲，还有六七年，我也要退了，听完王老师的“气话”，我顿感一阵后怕和自卑，我们同为教师，情况基本相同。
想到这里，同病相怜，我激动地拉住王老师的手说:走，今天中午不走了，咱俩到饭店坐坐，我请客，就算我为你送行！
王老师再三推辞不答应，最后还是被我盛情地留下了。
毕竟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身体又有很多慢性病，王老师只能喝两把酒，我也是不喝正好的酒量。所以，席间我们仍以说话为主。
一说工作的事，王老师就气不打一处来:教了一辈子书，前半辈子感觉还好，虽然带的课多拿的钱少，也累，但有人理解有人疼，心情舒坦，精神好受；这些年不行了，学生不能“打”不能“骂”的，成天忙不完的这检查那检查，尽干些没用无聊的事，累死不落好！干什么干？
停顿一下，王老师抿口酒，又关心起我来了:你以后工作也要学灵活点，不要只顾瞎眼教，现在学校和家长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你要与时俱进地好好学会保护自己。不然，工作中歪好出点什么差错，都够自己“吃不了兜着走”的。
听着王老师似醉非醉地总结经验和对我的友情提示，我很吃惊，再看看他有所激动“忆甜诉苦”的表情，我一时不知如何劝停王老师。
“酒场”稍微沉默了一会，我很有“感想”地对王老师说:经风雨也好，见彩虹也罢，反正你现在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该轻松轻松了。你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经营建设好自己的身体，吃好喝好玩好，把你原来的“老三好”变成现在的“新三好”。不能像杨老师（我们乡的另一位老师），退休证还没领到手就死了，多可悲！
听我说这话，王老师大声朗朗地笑了起来:你说得有道理，知我者莫过学生。我教了四十多年的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一辈子戴过的最大“官帽”就是“班主任”，辛辛苦苦一辈子清贫如水，退休后能有个好身体就是我的造化和上级发给我的最大福利了。但愿上天能保佑我吧！
“酒足饭饱”后，我与王老师各自回家了。
几个月来，原来对王老师“不近人情”的“毅然然离校”很不理解，今天听了王老师的一席话后，释然了。
唉，中国的农村教育究竟该悲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