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过年回家，便成了中国式的人口大迁移。无论是飞机、火车，还是轮船；无论是拥挤的、颠簸的汽车，还是简易的、破旧的摩托，都载着漂泊疲惫的身，载着盼归驿动的心，驶向家的方向……
飞舞的雪花、曲折的回乡路、惊悚的旅程，我记忆中的漫漫回家路仿佛就在昨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母乘着改革的春风外出经商，虽然不出省，但因为交通不便，过年回家，路上所用的时间也是够呛的。从乐清柳市出发，到达家乡瑞安林垟，要渡两次江——瓯江和飞云江，倒无数次车——客车、面包车、三轮卡。小学同学曾问柳市在哪儿？我双手画了一个大大的圈：柳市很远，早上出发，晚上才能到达。小伙伴啧啧啧惊叹，这样遥不可及的距离早已超乎他们的想象。
隆冬腊月，因为父亲有很多账要收，也有很多账要还，回家的日子总是一延再延。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不早几日清账，难道钱放兜里攥几天，会多起来吗？生意人的逻辑让年幼的我无法理解。到农历十二月廿八这天，该清的账终于清了，清不了的烂账只能等来年再说。大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准备回家过年。母亲将新年穿的衣服装入红白相间的大袋子里，把晒好的腊肉一一打包，便早早安顿我们睡下。
半夜三点，我被母亲急促地叫声唤醒：赶紧起床，迟了就赶不上车了。我睡眼惺忪，穿衣的同时，父亲已打包好了被子，母亲抱起尚在睡梦中的弟弟。四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车站赶。凉薄的灯光下，早已聚集着一批回家的老乡，他们搓着手，跺着脚，嘴里哈出的热气立刻被风吹散。父亲蹙着眉头，伸长脖子眺望着远方——按照惯例车子从乐成镇出发，四点左右短暂停靠柳市站。
不知何时，阴沉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一片一片落在回乡人的头上、脖颈上、帽子上，四野寂静凄冷。
晨曦一点点击碎众人的回家梦，直到六点，不见车子的踪影。父亲无奈扛起行李，沮丧地带着我们回到出租屋。搭不上车，意味着又得半夜起床，意味着年三十才能回家。
但无论多么艰难，都挡不住回家的脚步。
第二日凌晨，因为前一天滞留，旅客增加了一倍。当客车的两束远光灯打过来时，人群异常混乱。车还没停稳，有人已经抢先爬上车背，把棉被等行李固定在车背上。我和父亲被人潮裹挟着涌到了车内，母亲因为抱着弟弟，无论如何挤不上去。父亲使劲推开车窗，大喊：把孩子递给我，快递给我！
母亲手忙脚乱好一阵才把弟弟塞入车窗内，在车门关闭的刹那亦挤进了车内。哧的一声，车屁股吐出一团浓烟，严重超载的客车像喝醉了酒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
我被挤在过道上动弹不得，昏昏沉沉欲睡还醒，
一路颠簸，天蒙蒙亮时，前方一阵骚动。
下车，快下车！前方交警设卡拦截超载车辆。我们被赶下了车。
拖着大包小包的我们像难民一样走进了温州城的某家点心店。父亲点了四碗汤粉企图温暖我们冻僵的身体。唏哩呼噜的吮吸声此起彼伏，让人忘了周遭的一切。
袋子呢？我的蛇皮袋呢？父亲突然惊慌嚷道——放在脚边的蛇皮袋不见了。唏哩呼噜的喝汤声像被按了暂停键。静默，如过了几个世纪的静默。食客们纷纷抬头望向父亲，只见他脸色煞白，仿若天塌下来一般。
“嚷什么？一个破袋子至于这么大呼小叫么？喏，在这里，脏兮兮的。”一个拿着拖把的老妪鄙夷地把父亲的蛇皮袋踢了过来，“刚才你的破袋子碍着我拖地，我把它移到那边去了。”
蛇皮袋失而复得，父亲如释重负，用袖子擦拭脸上密密的汗。老妪不知道，破旧的蛇皮袋里装着一万多现金——那是父亲一年打拼积攒下的。如今想来，父亲也许是上世纪80年代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这或许是一个永远的秘密，正像蛇皮袋里的秘密一样，被流逝的时间掩埋。
袅袅炊烟升起，年迈的祖母站在河埠头苦楝树下焦急地张望。
暮色中，父亲领着我们像凯旋的英雄一样踏过熟悉的小桥，欢喜地奔向祖母。远处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