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今日刷到一科普文章，说会写小作文的人，情绪可以得到表达和疏导。时光荏苒，再回首，看到人世间诸多的悲欢离合，方懂得自身有多么的幸运。而幸福的生活靠等靠要也是换不来的，很多人都在辛苦的打拼，再艰难，看看这些故事，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2012年，毕业多年打工屡屡碰壁的我，不得已去了楼下面包店工作。面包店附近大多是熟人，我觉得凭自己的学历，做这份工作着实有点“丢人”。因此，我义无反顾的在工作的间隙在面包配货订单背面写了份简历，经人介绍成功入职“常春”社区工作。彼时社区办公人员闹矛盾，主任急需人手替代，于是“广发英雄帖”将我招至麾下。而这无心之举，让我进入了自己从未接触过的行业——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而招聘我的主任由此认定了我是从面包厂“晋升”为白领的小白，至此为她马首是瞻。
而我对社区工作缺乏基本了解，欣然走马上任，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自以为进入社区工作就有编制，本就是纯纯的妄想。抛开工资待遇跟买面包的差不多，我距常春社区有11公里的通勤路程，对于需要随叫随到的职业属性来说，我整日疲于奔命。误以为社区待遇虽低，但事少清闲，是我犯的第二个错误。事实上社区工作人员多属劳务外派，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清闲的份。即便如此，认为社区工作做得好，有晋升加薪的机会，是我犯的第三个错。复杂的人际关系，堪比“宫斗”大戏。没点背景和人脉，只能打一辈子工。
[if !supportLists]1、 [endif]我不是老癫婆
一开始，社区的工作并不复杂，但也不轻松。每月需要对代管的无物业小区收缴一定的管理费，并发放保安工资。虽然大部分居民都支持，但难免还是会受到一些人的谩骂、厌弃。即便，常常因为收费要爬8座8层无电梯的居民楼，我也毫无怨言。主任看我渐渐适应，便带我办理了相关的转正手续。
之后，我成了常春社区的综治工作人员。日常工作虽琐碎，但都还只是前菜，真正的“硬菜”都是后上。一日午休，主任匆忙赶回来，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似多年好友般见面微笑，亲切热络。但细听他们的对话，却十分诡异。
主任先开口问她妈妈的去向，那人轻蔑的回道，哪次不是你们比我先知道。主任被这么一怼，又说她身为子女该好好劝一劝。那人回说，事情不给解决，劝也没有用。主任让其劝说不要再上访了，时过境迁，人事变迁，何苦再执着。那人又答，既然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问题，找她有何用。接着，就开始埋怨各部门的办事效率，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让其母深陷“上访门”。
这时，我想起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故事里讲得就是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上访十几年的故事。而故事里的女主，她不是潘金莲，又是谁呢？估计上访多年，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今天见到的这个人的母亲，究竟是因为什么如此执着上告呢？
不稍一会，主任把那人送出了门。她长叹一口气，从侧边抽屉掏出一沓A4纸，对我说明原委。原来，年轻女子的母亲就是此前让社区颇为头疼的上访户——“老杨”。那些了解她情况的老邻居管她叫“老癫婆”。他们说，明明当年拆迁的时候，她拿得最多，得两套房。她还不知足，想要一整条街的店面。说那些都是她祖上的产业，不是癫婆是什么？
仔细翻看她在资料，才发觉她所言也并非凭空捏造，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加上祖屋产权不明晰，家族分支及其继承人众多，按照当时的政策给予了她适当的补偿。但她坚称，那些亲戚都是多年前，寄居或是租借她家的房产不能作数。可按当年九十年代初的拆迁方案，她并不能提供所属的地契或是房契。只凭口头描述，亦无人能佐证她的说法。所以，只分给她分内的两套房子。她不服，至此走上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上访路。
别人上访都是在本地市政办公室，一哭二闹三上吊，办公楼前拦大轿（轿车）。而她，直接就上北京告状。困了睡桥洞，渴了饮雪水，风餐露宿追着“两会”跑。主任也跟着追到过北京几回，她数过宫城的砖墙，挨过凛冽的北风，好不容易守到老杨，还得一路舟车劳顿将她从北方接回南方。
之前主任也劝过她无数次，让她不要去北京，市区就有信访办。可她不信，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挨批。而此刻，让她不要上访的活，落到了我头上。我先是去了解了一下老杨家里的情况，谁知，被老杨的前夫追着屁股后面，给骂了出来。第二天，厚脸皮的我趴着人家的窗户，瞄到她家的厨房，只见一摞摞碗碟落了一层层灰。老杨的家已经不是正常的样子了。
入夜，因我家离她家太远，换离家近的同事继续盯梢。连续一周多，愣是没有摸到老杨的任何行迹。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转机，老杨她被人带回来了。
那天中午，我照例在办公室值班，主任居然也没回去，她像是在等着什么人来。不一会，一个瘦高个领着一个身形佝偻，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走了进来。不用说，那个老妇就是老杨。
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右眼角一团乌青，看上去文文弱弱，一点都不像想象中的上访户那般亢奋。主任关切地询问是咋弄的，老杨避而不答。瘦高个提着慰问品放在老杨面前，和主任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紧接着，主任给老杨的女儿，也就是那天见到的年轻女子打去电话。不多久，狼狈的老杨被她女儿接回了家。主任摇了摇头，同样的情景，似乎每年都要重复一次。我猜想，那团乌青可能是上北京的人太多，被推搡的也不一定。看着她被搀扶地走出去，我居然期盼她经历过这些后，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两会”闭幕，老杨也确实消停些。只有一回，她突然上我们社区反映楼上邻居扰民，半夜总是闹腾的情况。副主任恰好看见，问了她一句，还没吃早饭呢吧？老杨不吭声，这时我才注意到老杨菜青的脸色。副主任邀请她一道去吃早点，她也没拒绝。
正所谓老杨虐我千百遍，我待老杨如初恋。趁着她们出去吃饭的功夫，我一个箭步冲到她楼上，敲了半天，没人。我又往猫眼里面瞧了瞧，感觉有点怪。于是，我回去找到楼上邻居的电话，一问才知，人家已经搬走半年多了。一直闲置着，等着转卖出去呢。那老杨反映的动静，该不会是……她的妄想吧？感觉被她骗了，但现在回头想想，也许是故意找借口来看我们，怎么都没去跟她了吧？
待到“两会”临近，我和同事又去找她闲聊了，本想看她有没有上京的动向，却意外了解到她还有个弟弟。这下好了，上访名册里面没有他弟弟的记录。老杨透露说，过几天要去看她弟弟，我寻思着能不能让她弟弟劝劝她，毕竟是亲兄妹，怎么只让她一人上访争权益？我忙向老杨询问她弟弟住哪？她说，在精神病院。不一会，她突然又说想念杨书记了，要去找杨书记。我和同事只好陪着她去找杨书记。
那时，我和同事好像她的“左右护法”，陪着她一路东跑西颠。她时而装疯卖傻，时而装可怜博同情，就在我们的耐心快被她消磨殆尽的时候，她突然见着一个收废品的大姐说，收废品好，收废品挣钱。我暗想，若不是她执着上访，半路辞职，现在本可以拿着退休金安享晚年，何必要羡慕一个收废品的。
到了杨书记办公室，得亏杨书记善解人意，耐着性子听她絮叨还不嫌烦。原以为一份早餐，一场暖心的慰问能化解老杨心头的执念。哪知，换来的是她又一次消失。不用猜，她又坐车去北京了。毫无意外，刚到北京就又被送回来了。我在一旁空感叹，老杨这样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到底为什么？而主任她们早已看清了她的戏码，不过是通过一次次的上访，捞些好处罢了。
有些事，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就像老杨，她对一件事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到一个对她来说公平的说法，是过不去的。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公平”的事？就像那书里说的，有时候放弃不是妥协，而是换一种方式活下去。
后面因为人事变动，我调到了别的社区。再遇到老杨，是在一个公交车站。她原本是要在那上车的，但一瞥见我，便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新同事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一个为了执念，而失去自己生活的女人的故事。
2.独自面对死亡的空巢老人
头顶上忽明忽灭的惨白日光灯，客厅沙发桌上，一双缀着七彩假钻的仿缎面布鞋，在一个微凉四月的静谧清晨，构成了诡异的一幕。
在开锁师傅的带领下，我和同事还有房主亲戚徐阿姨，像一支探寻古墓的冒险小队，摸进了房主陈栩的家。我们一声声呼唤着她的名字，像是要唤醒早已沉睡的亡魂，只不过除了灯光闪烁时发出的“嘶——嘶——”声，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随着开锁师傅打开卧室房门后，发出的一声叹息，我们猜到，人没了。徐阿姨不知什么时候冲上前去，确认了死者身份。至此，一个多病的空巢老人，就这样狼狈地离开了人间。同事怕见这种事，让我去查看。
只见一个干瘦的老太婆仰面躺在床边，她面色紫绀，双目凹陷且空洞，嘴微张。似乎在她最后的时刻，还在试图自救。但此刻，她更像一只无人搭理的死狗，四肢僵硬地躺在地板上。当我将这一幕告诉同事的时候，想到一个词——“孤独死”。
在我们惋惜的时刻，徐阿姨忙不迭地打电话给120、110，以及天南地北的各路亲戚，似乎只有她死去的那一刻，才是值得关注的大事。想来可笑，原本陈栩是有机会被救的。
时间倒回到一周前，因陈栩退休后罹患风湿病、精神病，单位同事定期对她慰问。但这回，却迟迟敲不开她家的门。预感到事情不对，忙联系了她的保姆，谁知保姆早就被发病的陈栩赶出家门多日。情急之下，她的同事找到我们社区，想让我们通知其家人。
我上门确认情况后，回到办公室，看着手边的红色电话座机，向街坊四邻打听了一天的信息让我们疲惫不堪。考虑到陈栩的精神状态，主任决定联系他的直系家属，商讨无人看护精神病人的解决方案。我拨通了刚打听到的陈栩女儿电话，告知她陈栩可能因精神病发作将家中保姆赶走了，目前无人看护，需要家属来照顾的情况。她女儿弱弱地回复道，她在美国，学业未完无法回国。诧异的我，顿了顿，低头又看了一遍电话上显示的号码。她女儿可能不知道，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无法拨打国际长途。
考虑到陈栩离婚后，当年7岁的女儿就已跟随父亲搬到外地，两人常年不联系，未必有多少感情。于是，我转而拨打她弟弟的电话，而他弟弟说，陈栩多年前早就跟娘家断绝了关系。现在要去照顾她的话，那她名下的那套房子，能不能作为他照顾的费用。一句话回得我无言以对，我无奈地挂断了电话。陈栩同事，见我们也无能为力，只好拿出了她前夫嫂子的电话。没想到，作为前妯娌——徐阿姨，竟真的应邀来了。
刚见面的徐阿姨是愤懑的，向我们陈述着陈栩对婆家的各种矛盾纠葛。徐阿姨像是看着我们的面子，才来的。她提前问清了开锁后谁照顾，我们忙说，她有退休金，可以继续请保姆。解决了后顾之忧，她这才同意我们开锁寻人。
外地开锁师傅一问都知道晦气，没人愿意接活。好在邻居消息灵通，找了个见惯世面的本地老师傅，这才解决问题。几经波折，门开了，人没了。徐阿姨松了一口气，开始满世界通知家属亲朋这件悲伤的事。所有的怨念，也在看到她的遗体的那一刻，烟消云散。她带着哭腔说，没想到她过的那么惨。
不多日，唢呐声响起，鞭炮放起，一条不短的送葬队，浩浩荡荡地从我们社区门前经过。我探出头去，看到了“留学”的女儿，她披着盖脸的长发，木然地捧着陈栩年轻时的遗像，我惊叹陈栩阿姨原长得是这样清秀的模样。我还瞧见了她的弟弟，和她容貌上相似，却在现实中陌生的近亲属。他表现得漫不经心，一摇一摆地走在队伍的后面……
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国家目前面对的严峻问题，国家虽然退休金给得充裕，但对特殊老人的配套服务却是空白。当近亲属链接缺失，如何从社会层面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们一生都要去探寻的议题。这不单关系到道德文明建设，更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