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八七年，即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年头，在这十五年间，国家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学巨匠迭出、社会风尚呈现出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史称“万历中兴”。
然而，这一年的年鉴，又被称为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一五七二年，明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纵然是受过诸多教育，亦不能处理政务。号称明代最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应运而生，深的万历和两位皇太后的信任，总揽一切军政大事，可谓是“无独裁之地位，行独裁之权利”。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从而整顿吏治；在军事上起用诸如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从而巩固国防；在财政上，进行了“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也小有成绩，使得国库充足。一五八二年，这个充满争议的改革家劳瘁而死，据当时的一组数据显示，当时的存粮存银可保大明朝十年有余，这是后来的清朝从未有过之事，更是前代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都无法比拟的。
张居正的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很多文官的不喜，加上锐意进取的改革，触犯了文官集团的核心利益。所以在他死后不过数年，便遭到言官的弹劾，指责他生前的罪状。彼时的万历皇帝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言听计从的孩童，而是长成了一个励精图治的少年郎。他想起张首辅对他的苛刻要求，却自己过的骄奢淫逸，便对张居正失望了许多，在时间流逝、群臣前赴后继的弹劾之下，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满门抄家，家人流放，可谓是生前风光比天高，死后凄惨不如狗。
一五八三年，申时行担任了首辅，他吸取了前几任首辅的惨痛教训，开始放慢脚步，做起了和事佬。他左右逢源，毫无立场，更令后人诟病的是“毫无作为”。然而，正是这“毫无作为”的四年里，大明朝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才得以消化“改革十年”的成果。
说到万历十五年，还有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历史上传奇官僚海瑞、一代名将戚继光以及自相矛盾的李贽。
海瑞，这个严格遵守儒家教育的清官，却在这个以儒治国的国家里，举步维艰。他忠于法律的刚正不阿，重视道德的清正廉洁，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道德之长，来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却始终遭受排挤。同时，他主政的苏州，不到两年，赋税减半，富豪迁移，官员宁愿不当官也不与之为伍。这是否预示着，单凭儒家经典，已无法挽回社会之崩塌？
与海瑞同在一五八七去世的，还有抗倭名将戚继光。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又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军事才能，从而平步青云。他带领出来的戚家军，在福建沿海大败倭寇，致使倭寇退回日本，未敢再犯；当他担任蓟辽总兵时，又北御蒙古，使得蓟辽固若金汤；在张居正死后不久，戚继光被弹劾下台，并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了他的晚年。他的陨落，也预告着这个古老的帝国，已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
而李贽，则是从一五八七开始，在朝堂之上和历史之间，留下了他的痕迹。他的一生被人推崇亦被人所不齿。人们发现，他总是在批评别人，这让我们更好的明白当时时局的弊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不到他所提倡的宗旨，这表明了他亦没有找到出路，哪怕是精神上。这个当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亦不能在思想上找到出路，更何况是那些当局者迷的为官之人呢？
那么，拥有绝对统治力的万历又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呢？在一五八七年的前几年，万历皇帝年仅二十有余，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他开始了为期不长的励精图治，但在他亲政的这几年里，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不仅如此，他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他没有勇气去改变，只能消极去对待。一五八六，他最爱的郑贵妃，生下了皇子，万历皇帝又与群臣在立储之事上相争十余年，最后干脆三十年不出宫门。虽然万历皇帝亦有处理国事，但他消极的态度致使国家运转几乎处于停摆，从而为明朝走向衰亡埋下了伏笔。
一五八七年，即为万历十五年。这个“文极”的社会，已经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于社会之改革而未能实施，于儒家之经典而不能救国，于军备之整顿而后继无人，于思想之追求而穷途末路。而在此时，欧洲国家开始了航海时代，正式开启了他们了复兴之路；在白山黑水间的努尔哈赤也蓄势待发，从而由他的子孙取明朝而代之。而当时世界经济中心的大明朝，看似四海升平，其实早已是强弩之末。
如此说来，自一五八七之后看中国，似乎早就注定了她将遭受一场灾难，因为不破不立，因为无计可施。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