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而离开《沙青》已两年多了。
最近老是忆及大学生活，而《沙青》却占据了大部分记忆。也难怪，大学四年，《沙青》陪我走过了三年，它见证了我的懵懂和成长。和朋友提及大学时，总忍不住要提及它。而每每提及，总忍不住兴奋，仿佛又回到了在《沙青》的岁月。兴奋过分，却是无边的伤感，很久我都没有《沙青》的消息了。蓦然回首，才发现我与沙青的感情只维系在记忆中。害怕有一天记忆衰退，《沙青》成了人生的点缀，于是忍不住想写点东西聊以纪念已经远离的《沙青》。
首先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沙青》。《沙青》，即《沙湖青年》，湖北大学校团委主办的团刊，是师兄师姐们在1997年创办的。
我与《沙青》的邂逅，完全是一个偶然。那是大一军训时，通过广播得知，校广播台公开招新，于是我欣欣然去报名点报名。走到老三食堂门口（现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基地），发现一堆人围在那里。一打听，是招聘记者的。唯恐人太多，我赶忙把自己的名字填了上去。一位胖胖的带着眼镜的学长（后来知道叫刘贺）笑着告诉我，下星期三晚7点到四号楼608参加笔试。我很认真地记下了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却没有弄清“招新单位”，依旧以为是校广播台招新，直到参加考试，看到试卷上的页眉，才知道我是坐在《沙青》招新考试现场。既来之则安之，既阴差阳错来了，就好好做题吧。记得题量很大，交卷时间到了，还有两题没做完，而手早已写麻了。无奈地交了卷子，一边给手按摩，一边想着：“这下肯定没戏了！”再说我是误打误撞过来的，所以也就没抱大多希望。
然而世界上许多事总是出人意料。一个星期后，三食堂公告栏《沙青》复试名单里居然有我的名字。心里带有几分窃喜，于是又欣欣然去参加面试，居然再次通过了；试用一个月后顺利留了下来。我与《沙青》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想想，或许这就叫做“缘分”吧。
走进《沙青》是个偶然，而爱上《沙青》却是一个必然。这首先跟《沙青》的氛围有关系。《沙青》虽是挂靠校团委的学生组织，和校社团联、校学生会、校广播台是一个行政级别的，然而它却不同于那些组织。《沙青》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沙青》里没有干部。这不是一句空话，相信所有在《沙青》里呆过的人都能体会到家的感觉——负责人和组员说话总是很亲切很随和，他们总是耐心地教你采访，引导你写新闻稿和话题稿；组员之间也不仅仅是同事关系，更主要的是 朋友关系，《沙青》里的许多同事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记得那时要在三食堂轮班值日，最初是按班去的，后来是有事没事也想去那看看。擦擦桌子，翻翻杂志，看看值日本上的留言，有时甚至忍不住在值日本上信手涂鸦……在这里我打发了懵懂迷茫的大一时光，收获了一份宁静与和谐，而这为我以后的大学生活甚至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奋斗的基础。
当然，环境跟人有很密切的关系，《沙青》温馨的氛围自然离不开里面的人。这里就不得不提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人了。
首当其冲的是周娅，我们刚进去时她是主编。高挑的身材，披肩的长发，恬静的笑容，让人看了就有想亲近的感觉。加上我个子娇小，她每次见到我时总是喊“小妹妹”，很有邻家姐姐的温柔。当然，印象最深的是她在三食堂的《沙青》办公室里教我们这些新手电脑编辑技术。她先认真地示范一遍，然后让我们亲自试试，不懂的再耐心地为我们讲一遍。她的认真和和善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第二个要提的人是我的第一位“直接上司”刘贺。当时他是记者部的部长，负责带领我们这些记者部的成员写新闻稿。胖胖的身躯，圆圆的脸蛋，圆圆的黑边板材眼镜……很有熊猫的开爱相。记得第一次和他做宣传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又不好意思问，就随口喊他：“老大”。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叫刘贺，以后就叫我名字吧！”“你不是我们记者部的部长嘛，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大嘛！”另一位和我们一起做宣传的同事说道（后来知道叫石兴国，现据说在东星公司上班）。“嘿嘿！”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宣传做完后，“老大”很诚恳地跟我们说：“大家辛苦了啊！”当时觉得很不习惯，做宣传是我们的责任，怎么还……但感觉听了很舒服，从此我也学会了跟别人说“辛苦”这两个字了。
第三个要说的人是袁自贤，周娅退位后他荣升主编。当然和他的“交情”是在他晋升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我的“话题师傅”，我的第一次话题就是和他一起做的。记得那次话题是写“大学生和亲情”。为了收集写作资料，他特意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教我和涂慕喆围绕话题采访。他先示范地采访了一个，然后迅速要我们现学现卖，当着他的面采访第二个人。刚上大学，脸皮薄，更主要的是不知道怎么主动跟别人搭腔，他的这一“狠招”无异于“赶鸭子上架“。但他现场督促，看他那架势，如不厚着脸皮完成采访任务是不准备让我们回家了。实在逼得没办法，终于还是照章办事了。试着采访了几个，渐渐就熟练多了，以致于我们比一起进的同事在采访和写话题上上手的都要快。看来真是“严师出高徒”啊！
当然，《沙青》里值得提及的人还有许多许多。例如至今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李健（现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声名甚大的谭冰波（现在武汉人民政府宣传部）；颇给人“真人不露相”之感的陈红灿（现在湖北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年轻漂亮优雅大方的施维（只看过她写的文章）……
还有许多前辈至今“见所未见”，以至于对他们甚为好奇，总希望能见见这些“牛人”！因为他们的成功对我们这些“后进者”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总想循着他们的足迹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总记得前辈们曾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好好干吧，从《沙青》里走出来的人再怎么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或许缘于这句极具“蛊惑力”的话，我决绝地打算把大学里的青春交付给《沙青》。
我很顺利地加入《沙青》后，一个月后正式成为《沙青》记者部的一员。身为记者 ，就必然要采访，要写新闻稿，这对刚进入大学、连新闻的感念都没弄清楚的我来说，无异于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大事。没想到的是挑战居然来得这么快。记得进入《沙青》大约一个月后，当时正值湖北大学迎接评估时期，所以新闻事件很多，部分采访任务自然就《沙青》记者部的身上。星期三例会时，记者部长刘贺先公布了几个采访任务，然后采取毛遂自荐的方式接受任务，对新闻一无所知的我当时居然鬼使神差地主动请缨了——负责采访报道学校的一个公益讲座（讲座主题现在不记得了）。当名单正式确定、要求正式明确（所有稿件在事件当晚就要完成，且统一要求电子稿）后，我才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当晚急得没睡着——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新闻稿，我能行吗？而且当时我的电脑知识几乎为零，连键盘都不熟悉，更别提word基本操作了。这可是关乎学校迎评的大事啊，万一弄咋了怎么办？哎，要是讲座会因为其他的变故而取消就好了。都怪自己当时太冲动，好逞能，这下完了。
毕竟当时还有点理智，心想尽力为之吧。于是在采访之前，我向新闻系的同学借来专业书籍查看新闻稿的写法，尽管看完之后还是稀里糊涂，但基本弄清楚了新闻六要素。另外，一有时间就到学校微机中心熟悉WORD操作、练打字，强迫自己家把键盘上的字母分布记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人，我基本能不看键盘打字了。
时间在提心吊胆中溜走，讲座如期开办，7点钟正式开始。为了提前熟悉现场，我6点就到了，一边在脑子里认认真真地回顾新闻写法，一边等待讲座开始。好容易开始了 ，我立马竖起耳朵听。怕遗漏信息，我尽量记下讲座的提纲和主讲人说的比较精彩的话。由于记得太多，后来自己都不知道讲座的重点了。本打算讲座结束时，现场采访主讲人，结果太紧张，不知道怎么提问，感觉也没什么好问的。算了，幸好记下了几个观众的问题。大约8点半时，讲座就散场。于是我立马狂奔校团委办公室，现在纸上写好初稿，然后迅速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电脑上输。“屋漏偏逢连夜雨”，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输了快一半时，我不小心把电脑主机碰了一下，结果电脑“以牙还牙”，一下子关闭了。等我再次启动，却发现文档一片空白，于是我的脑子顿时也跟着出现一片空白。无辜兼带着几分无奈，我悻悻地看了下时间，时针和分针快要到“10”处汇合了，而寝室11点半要关门熄灯，怎么办？我来不及怨恨，唯有乖乖地重新输入。好在是第二次输入，速度快多了。办公室的时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我紧张地敲着键盘。吃一堑长一智，为防止意外，我每输入一排就保存一次。当终于敲完最后一个字并按下“保存键”时，时钟刚好转到11点15分，这时才发现手指酸麻得厉害。忍不住看了一下“字数统计”，“453”。在关电脑的那一刻，这个数字就深深地映入了我的脑海，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一晚，我睡得很香，很久都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
过了几天，寝室的同学惊奇地在校报的一角发现了我的名字，我抑制不住激动，一下子把报纸抢了过来，当看到楷体“邓美玲”三个字时，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认认真真地把新闻稿看了两遍，却发现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只剩下大约200多个字。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欣喜，毕竟初战告捷，久久忘怀不了当初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支撑我在《沙青》走过了三个春秋。
三年里，在《沙青》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写话题稿。作为一本校级交流杂志，它较注重理性思考，即“关注身边人，书写身边事”。正由于它深层次性，所以初学者很难写好话题稿。可以说，学写话题稿，是一个痛苦的涅槃过程。首先要集体讨论，提出可写性话题；然后分别对各个话题进行细致讨论，探索具体可以围绕哪几个方面展开，理清写作思路；再然后就是分话题到人，各自下去采访，写出初稿；初稿入盘后，由主编审核，不合格的全部PASS；侥幸剩下的还要再修改，然后进行第二次筛选，不行的还要被pass；基本经过两轮筛选后定出初稿付印，然后集体校对；经过严格的三次校对后，一期杂志才算基本成型。正是这种层层筛选机制，保证了杂志的独特品性——耐读，当然这也就必然使初学者感觉写话题稿“难于上青天”。至今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写话题稿的情形（下边引用我在其他文章中描述“第一写话题稿过程”的文字）。
“还记得那次主编让我负责采访和组稿“韩流”这个话题。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好好写写，顺便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写作的天赋。于是，一个星期天中午，吃晚午餐后，我就开始到图书馆周围采访。虽然已是12月，但太阳高照，气候温和，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就自然而然集结了许多同学。这也就为我的第一次采访提高了方便。事先拟好采访提纲，然后瞄准对象。最难的就是如何和别人自然地搭讪，往往心里认定了采访对象，等走近时又因倍觉尴尬而放弃。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急得只想抓头皮。最后，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今天的任务没完成，就不准吃晚饭，并在心里暗示自己，认准目标后，就不要多想。终于我顺利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采访，而且这个被采访者最后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了第一次，后面的工作就很好展开了。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已深入采访了十几个人，而且有两个韩国留学生，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一边采访，我一边在心里构思。到采访结束时，文章已有了个框架。怕灵感散失，我迅速赶往团委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开头修改了六七遍后终于敲定，开头好了，后面的文字仿佛已在脑海中奠定，只等“噼里啪啦”地敲出来。那时，我真正有了文如泉涌的感觉。当最后一个字被敲在电脑上时，我突然感觉到手脚一阵麻木，又冷又饿。一看时间，已是晚上10点半。欣欣然从前往后看了自己的“杰作”（近4000字），很是心满意足，似乎找到了庖丁解牛时“为之踌躇满志”的感觉。关上电脑，锁上门，独自走在寒风萧瑟的路上，我仿佛看到希望在远方。于是，我开始了写作的征程。”
很幸运的是，我的这篇稿子顺利通过初审，并最终被印成了楷书。世界上许多事最难得莫过于顺利地迈出第一步，写话题稿亦如此。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后，后来写话题稿就轻车熟路了。
由于对《沙青》的这份特殊的感情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大二时我侥幸被提为副主编，和主编严爱民、副主编袁威共同挑起《沙青》的大梁。
很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让《沙青》恢复昔日的辉煌，它的振兴，自然就得依靠杨慰萱和陈风韵等学妹身上了。后来，由于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就渐渐和《沙青》疏远了。如今杨陈等05届的主干也快要毕业了，展娟娟等06届的主将也要退役了，《沙青》的担子又该往下传了。每个沙青人注定是要离开的，但对《沙青》的这份感情却经久不变，甚至愈久愈浓厚信念。虽然很久不再有《沙青》的消息，但总免不了在心里默默地关注它，挂念它，和老严打电话时也总是三句话离不开《沙青》。可能《沙青》已经成了我们青春的寄托，它承载了太多关于理想东西！
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时间慢慢逝去，但有一种东西却永远不会变，这便是信念！也许《沙青》将会成为我们一辈子的挂念！
（本文写于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