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性》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性别数据缺口完全是一种存在了数千年的思考方式的产物，因此也可说源于不思考。双重的不思考：男人不言而喻，女人不被提及。因为当我们说到人类，总的来说，我们指的是男人。
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如果你不以任何方式标记性别，哪怕强调“世界上存在女性”，也无法“纠正”语言中隐藏的偏见。简而言之：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
这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文化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遍的；而女性的经验——尽管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被视为，嗯，小众的。
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我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
事实上，价值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观点，而观点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种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偏袒男性，那么不言而喻，它只会对女性充满偏见。
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地位之外，除了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女性未被纳入文化史范畴的原因，还常常被当作一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教孩子了解过去的时候，几乎只教给他们男人的生活。
面对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差异，只有只重形式（而非实质）的平等教条主义者才会继续声称为男女分配相等空间是公平之举。
有关女性在试图从事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活动时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很难获得准确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人感到羞耻。很少有女性愿意谈论这些事情，因为她们担心反而因此背上“鼓励”男人侵犯的罪名。
城市规划没有考虑到女性遭受性侵犯的风险，这显然是对女性平等享有公共空间权利的侵犯，规划者以众多缺乏性别意识的设计将女性排除在外，卫生设施的不足只是其中之一。
来自美国和瑞典的犯罪数据分析都表明，女性和男性面对相似环境条件时的反应不同，女性往往“比男性对危险迹象、社会混乱、涂鸦、凌乱和废弃的建筑更敏感”。
显然，这里存在着不公平。但是，人们常常将这种恐惧归咎于女性自身，却不提是规划者设计的城市空间和交通环境令她们感到不安全。和往常一样，性别数据缺口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很多女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剧烈转变：从“笑一个，亲爱的，没事的”，到“操你这贱人，你凭什么不理我？”，到被跟踪回家并遭到侵犯，再到终于明白一个陌生男人看似“无辜”的言语可以代表任何事情，但就是跟无辜无关。
所以，那些没做过也没经历过这些事的男人，根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而且，碰到女性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们经常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反正我从来没见过”——另一个性别数据缺口。
女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愿报案。其中一些原因是社会性的：有损名誉、羞耻感、担心自己受指责或者不被相信。当局对此无能为力。改变必须来自社会本身。
因为当女性冒险进入本应不分性别、人人共享的锻炼空间时，男性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插图]因此，就像交通环境一样，健身房也往往是一种典型的假装平等开放、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
当规划者未能考虑到性别时，公共空间就被默认为男性空间。
女性有权平等享有公共资源，我们必须停止在设计上排斥女性。
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有偿劳动力大军，男人的无偿劳动并没有相应增加：只是女人的总工作时间增加了而已，过去20年的大量研究发现，大多数无偿工作都是由女性做的，与她们为家庭所做出的收入贡献占比无关。
他没有想到，他不需要周五请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的女同事更优秀，而是因为她与他不同，她家里没有一位全职太太。
女性最终从事的工作低于她们的技能水平，虽然能提供她们所需要的灵活性，[插图]但无法提供她们应得的报酬。
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女性的无偿工作，所以它们才被低估吗？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无偿工作，所以它们才没有被看到？
因此，由于政策忘记了一半人口可以而且往往会生育，女性失去了工作。
事实是，男性需求才具有普适性——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而形成的工作文化导致女性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而这种意识形态是全球通行的。
这就是女人在各处碰到的境况：总是例外，从无默认。
如果没有人承担那些默默无闻的无偿照护工作，我们所有人，包括企业，都将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应该停止对照护者的不公对待。非但如此，我们必须开始认识到无偿照护工作的重要性，并设计出相应的有偿工作场所。
人们喜欢把被认为是由男性完成的研究与“更高的科学质量”联系起来，背后也可能是男性默认思维在起作用：[插图]这可能是纯粹的性别歧视的产物，但也可能是把男性视为普遍、把女性视为小众的思维模式的结果。
“通宵达旦地做某件事可能代表着对这件事的热爱，但也可能是偏执和不成熟的表现。
其吊诡之处还在于，编程最初被视为女性的游戏。事实上，女性是最初的“计算机”，她们亲手为军队做复杂的数学运算，直到机器出现并取代了她们。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的行业中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工作通常是妇女家庭工作的延伸（只不过规模更大，因此也更繁重）。
临时合同创造了一种恶性循环：劳工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比较少，于是工人不愿意为他们仍然拥有的权利而斗争。所以这些权利最终也会遭到侵犯。
在一个充斥着性别数据缺口的世界里，大数据的引入会放大和加速已经存在的歧视：关于女性无偿照护的数据，软件设计者是不知道也好，不关心也罢，总之他们在设计时显然没有参考这些数据。
一名访客对一名女员工说，“很高兴认识你，（她的名字。）你知道，你不应该把你的姓氏挂在胸牌上，因为我只要搜一下就能知道你是谁，家住哪里。”
我们必须开始认识到，女性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种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消遣：女性的工作，无论有偿还是无偿，都是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现在是我们重视它的时候了。
锄地是劳动密集型，犁地是资本密集型，[插图]而女性更有可能获得的资源是时间而不是金钱。博瑟鲁普因此认为，在使用犁的地方，男性主导了农业，而这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男性在其中拥有权力和特权。
体力劳动工具可以让男人受益，却让女人付出代价。
许多干预措施根本无法惠及女性，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已经超负荷工作，不管这些教育活动最终能给她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她们就是腾不出时间参加。
这些条件都偏向男性农民，因为贫困农民主要是女性，小规模农民也主要是女性，而且她们绝大多数不可能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
然而，报告反复提出的主要建议是改变妇女，而不是炉子。这些女性需要教育，需要了解“改良的”炉灶有多么了不起，而不是炉灶设计师需要了解她们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不应该进一步增加其负担。
男性在使用这些技术时的效果更好，这意味着女性更难做好自己的工作。即使改正一个错误只需要一秒钟，但这些时间日积月累下来就不再是个小数字，相比之下，你的男同事不会将这些时间浪费在跟技术折腾上。”
因此，一个偏向男性的算法如果以有性别数据缺口的语料库为基础进行训练，真的能让女性失业。
研究一再发现，一家公司的领导层越多样化，创新能力就越强。[插图]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天生更具创新力，但更有可能的是，多元化视角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
月经“不仅被忽视，而且几乎是被人刻意忽视。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数据，而对方又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打开他们的思维，使其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问题。
即使最优秀的男人也不知道，一个人带着这具身躯穿行于这个世界，其他人却把它当成完全开放的游乐场，会是什么感觉。
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另一个数据缺口：关于汽车头枕在设计时是否考虑到女性身体的研究，现在似乎并不存在。不过这种缺口也并不出人意料：在忽视女性方面，汽车设计有着漫长而不光彩的历史。
女人不是缩小版的男人。我们的肌肉质量分布不同。我们的骨密度较低。椎骨间距存在性别差异。正如斯托夫雷根所指出的，甚至我们的身体摆动也不同。当涉及车祸的受伤率，这些差异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发展倡议到智能手机，从医疗技术到炉灶，工具（无论是实体工具还是金融工具）都是在不考虑女性需求的情况下开发出来的，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女性的需求。
他们是一个医疗体系的产物，而这个体系从头到尾都在有组织地歧视女性，让她们长期承受误解、不公正的对待和误诊。
男性的身体是女性无法企及的理想。
这起丑闻发生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1977年发布了指导方针，从药物试验中排除了有生育可能的女性。而这种排斥未受到任何质疑。[插图]男性准则未受任何质疑就被接受了。
除了坚持认为性别差异无关紧要外，一些研究人员还反对将女性纳入研究，因为他们认为，尽管生理性别可能很重要，但是历史数据缺口导致缺乏可比数据，因此将女性纳入研究是不可取的（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为了解决医学研究中女性代表不足的问题，一种更新颖简单的方法出现了：宣称不存在任何问题，女性已得到了足够的代表，难为你这么操心。
也许从性别数据缺口的角度来看，最令人恼火的是，雌性甚至没有被纳入针对女性流行疾病的动物研究中。例如，女性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比男性高70%，但在涉及动物脑部疾病的研究时，研究雄性动物的可能性是雌性的5倍。
缺乏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影响了我们向女性提供合理医疗建议的能力。
因为女性在试验中的代表性如此之低，进行统合分析的能力就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因此，由于这些试验将男性身体视为默认，将女性视为附带，数以百计的女性陷入了本可避免的心力衰竭和死亡。
研究人员继续对男性进行研究，就好像他们的发现对女性同样适用似的。
美国制药商也仍然存在很多漏洞，他们不希望不和谐的雌性带着凌乱的激素进入他们整齐的临床试验，这样太昂贵、太麻烦了。
大量现有药物对女性的具体影响完全未知。”
女性正在死亡，而医学界助纣为虐，是时候清醒过来了。
主要的建议是什么？“听女人说话。”
当女人说她们很痛苦时，我们往往不是相信她们，而是给她们贴上疯子的标签。
为什么女性服用抗抑郁药的概率要高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更有可能寻求帮助。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医生在女性实际上并不抑郁时给她们开了抗抑郁药。女性躯体上的疼痛更有可能被认为是“情绪上的”或“心理上的”。
这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一致，当时的研究发现，主诉躯体疼痛的男性往往会得到止痛药，而女性则更可能被开具镇静剂或抗抑郁药。
女性的痛觉敏感度随着月经周期而起伏，“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受到女性激素波动的不同影响”。
在男女两性疼痛程度相仿的情况下，女性获得镇痛治疗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就算女性得到了相关治疗，其等待时间也较长。
女性的身体得不到与男性身体同等程度的医疗照顾，这一现实常常被人以“平均来说，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的反驳搪塞过去。
美国30年的健康数据显示，虽然女性平均比男性多活5年（在欧洲是3.5年[插图]），但多出来的这几年都是在疾病和残障中度过的。[插图]
经前综合征(PMS)是一系列症状的总称，其中包括情绪波动、焦虑、乳房压痛、腹胀、痤疮、头痛、胃痛和睡眠问题。
我自己也遇到过痛经的问题，半夜会从疼痛中惊醒，白天又会像胎儿一样缩成一团直哼哼，当我为此去找我的（男）医生看病时，他多少有点取笑我的意思，结果我只好退出去。我已经懒得再试了
因宫缩太弱而无法分娩的妇女的子宫肌层血液（子宫内引起子宫收缩的血液）中含有更多酸性物质。酸性水平越高，女性最终需要剖腹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事实证明，催产素对血液呈酸性的女性并不是那么有效。
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女性被医疗机构辜负了。
我们需要训练医生听女性说话，并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无法诊断女性，可能不是因为她在撒谎或臆想，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中存在性别数据缺口。不要再轻飘飘地打发走女人，开始拯救她们。
“要花多少钱？”这是任何提出政策措施的人都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负担得起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明了，但第二个问题就有点棘手。
制定一个国家的官方GDP数字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很多人认为GDP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人为编造的产物，其定义中包含了大量判断。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那就是无偿的家务劳动贡献，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每个人都承认这些工作有经济价值，它只是不属于‘经济’的一部分。”科伊尔说。
只有当你认为女性并非不可或缺，才会去扭曲你本应尝试衡量的现实。
“在几乎所有国家里，女性都承担了特别多的非市场工作，而且总体而言，她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比男性更长”。
经济学教授休·希梅尔维特写道，未能获得所有这些数据的结果是，女性的无偿工作往往被视为“一种可剥削的无成本资源”。[插图]因此，当各国试图控制支出时，最终往往是女性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可以说，将照护服务排除在“基础设施”这一广泛概念之外，只是我们在构建经济结构时另一种毋庸置疑的男性偏见。
而且，由于（目前）护理行业是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行业，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中有许多将流向女性——请记住，增加女性就业会带动GDP增长。
但也有性别收入差距方面的因素：对许多异性恋夫妇来说，女性减少工作时间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女性往往是收入较低的一方。
我们往往认为，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个别妇女为了个人利益而照顾家人的个人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整个社会所依赖并从中受益的工作。
因此，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被编织进我们所创建的系统中
我们需要的无非是主动开始收集数据，然后围绕现实、而不是基于男性偏好来设计我们的经济。
僵尸统计是一种虚假但不会消亡的统计——部分原因是人们直觉认为它是正确的。
但是，当一个数据稀缺的领域出现了一个僵尸统计数字，这个统计就非常难以被推翻。
准确的衡量标准很重要，因为数据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方式。糟糕的数据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当。而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恰恰非常糟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对税收作为资源再分配手段的兴趣减弱，更多地将税收视为对潜在增长的阻碍，必须遏制。其结果是降低了对资本、企业和高收入者的征税，
但这不仅仅是让男性相对女性更容易受惠。这些偏向男性的福利实际上是以女性为代价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必须用她们的无偿照护工作来填补由此产生的服务缺口。
但是，一个女人的必需品也许就是另一个男人眼中的奢侈品，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开展运动，努力让男性主导的立法者认识到卫生用品不是奢侈品。在一些国家，她们甚至已经取得了成功。
虽然我们未必认为男性主导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性别数据缺口，但至少有证据表明，女性视角是很重要的。
希腊、葡萄牙和瑞士的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这些国家的教育投资也有所增加。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女性议员的比例下降，这些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下降”
2007年一份对1967年至2001年印度女性政治代表的研究论文也发现，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10%，“个人在城市地区接受小学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认为这么说就够了，而是在于恰恰没人这么说。
她“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人们心目中与男性紧密相连的领域”。他解释说，结果选民们把她的参选看作对规范的冒犯。
即便说的话完全相同，女性也被认为比男性表现得更过分自信
本质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这很正常。
最后，经验证明大多数女性（即使她们自己不承认）都知道，至少是隐晦地知道这一点：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只不过这当中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能获益多久不由自己做主。
就像一个男性主导的产品开发团队一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立法机构也会因为性别数据缺口而导致其无法充分地为女性公民服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男性主导的。
证据很明显：当今的政治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这意味着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竞争环境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劣势。这就是在不考虑性别因素的情况下设计制度的结果。
“地方政府政治的某些方面存在有害的性别歧视文化，像是来自20世纪70年代”，在地方政府，“性别歧视被容忍，并被视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将近40%的女议员表示曾有其他议员对自己发表过性别歧视言论。
我们不能再把理论上的、法律上的机会平等混同于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必须执行以实证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以确保在决定管理我们所有人的法律时，有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参与其中。
因为如果我们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不愿意加入女性的视角，不去考虑女性的需求，那么灾难、混乱、社会崩溃的情势会让旧有的偏见显得更加合理
“决定拆除这些建筑可能不是为了修复灾难损失，也不是为了满足那些遭受损失和创伤的人的需求，而是为了伺机进行城市再开发”。
妇女参加谈判不仅使协议更有可能达成，[插图]也使和平更有可能持续下去。
缩小性别数据缺口确实对每个人都更好。
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女性尤其受武装冲突影响。在现代战争中，最有可能被杀害的是平民，而不是战斗人员。[插图]虽然男人和女人面临同样的创伤、流离、伤害和死亡，但女性还会遭受女性特有的不公。
在战争之后的社会秩序崩溃中，女性受到的影响也比男性更严重。在所谓的“冲突后”环境中，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非常高，“因为原本习惯使用武力的战斗人员回到家庭中，面临性别角色的转变或失业的挫折”。
政府官员倾向于与男性打交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农场的主人，但事实上通常主要是妇女在后院的农场上照顾牲畜”
莫林·福德姆解释说，杀死她们的不是灾难，而是性别——以及一个没有考虑到性别如何限制了女性生活的社会。
我们从过去的很多错误中认识到，如果女性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她们遭受性侵犯和暴力的风险就会更大。”[插图]事实上，国际准则规定，难民营中的厕所应该是按性别分开、有标识并且可上锁的。[插图]但是这些要求往往没有得到执行。
其他人（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占69%[插图]），包括需要经常上厕所的孕妇，干脆不在晚上上厕所。在德国的收容中心，一些女性难民采取了不吃不喝的办法，这也是当时希腊最大的非正式难民营伊多梅尼的女性难民所报告的解决方案。[插图]根据2018年《卫报》的报道，一些女性特地穿上了成人纸尿裤。[插图]
欧洲难民营未能保护女性免受男性暴力，部分可以归结于当局应对危机的速度不够，比如德国和瑞典当局（不过值得赞扬的是，这两个国家接收的难民人数远多于大多数国家）。[插图]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世界各地收容中心的女性在面临男性看守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2005年，美国一处移民机构的女性报告称，警卫在她们睡觉和从淋浴间、浴室出来的时候，都用手机给她们拍照。
认识到性别中立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这一事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当我们把人类的一半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时，我们就失去了潜在的变革性见解。
第一个主题是女性的身体——或者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不被人看见。无论医疗、技术还是建筑，设计总是忘记考虑女性的身体，而这已经让这个世界对女性更加不友好、更加危险。
因为当涉及定义女性生活的第二个趋势时，女性身体的可见度是关键。这一趋势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
女性的生理并不是女性被强奸的理由，也不是女性在公共场所受到恐吓和侵犯的理由。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生理性别，而是因为社会性别
只要看到一个女人”，观者就可以“立刻引申出一组特定的相关特征和归属”，并立即把她归为一个可以用更大音量压过的人，一个可以用言语去骚扰的人，一个可以尾随的人，一个可以强奸的人。
第三个趋势，以对全世界妇女生活的影响而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趋势：无偿照护工作。妇女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应该承担的份额——没有这项必要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就会分崩离析。
作为女性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被当作从属的性别阶级时，却会变得过度显眼；而在需要被重视、计入总数的时候，我们又会被视而不见。
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趋势：借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借口是：女性太复杂，无法衡量。
女性的身体太不和谐，经期过多，激素过多。女性的出行模式太混乱，她们的工作安排太不正常，她们的声音太大。
当你在你的统计算法中漏掉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你所创造的实际上就只是混乱。
我们必须增加女性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权力、发挥影响力，另一种模式正变得更加明显：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轻易忘记女人的存在。
同样是希拉里·克林顿，在1995年前往北京时坚持发表了如今已经家喻户晓的宣言：“人权就是女性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就是人权。”
研究人员发现，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媒体上充斥着“男性化、肌肉发达的救灾人员形象”，掩盖了在幕后“孜孜不倦、勇敢工作”的女性。
解决性别和性别数据缺口的办法很明显：我们必须缩小女性代表不足的差距。确保女性在参与决策、研究和知识生产时不会被遗忘。确保女性的生活和视角走出阴影。
“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向女性提问。
-- 来自微信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