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语言学大师吕叔湘的《语文常谈》，薄薄的一本小书，两百页，没有学术没有理论，全是日常生活中涉及语言运用的琐事，却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成了值得把玩的趣事。如果说思果先生在《翻译新究》里做的是园艺匠人修枝剪叶的塑形工作，那麽吕叔湘老师在《语文常谈》里做的则是规划师分析设计的战略工作，两本书都流露出作者对语言的热爱和对读者的责任。
《语文常谈》分成两部分。前八篇是应杂志之邀撰写的和语言文字常识有关的文章。题目分别为《语言和文字》、《声、韵、调》、《形、音、义》、《字、词、句》、《意内言外》、《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和《文字改革》。对於每天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不太需要过脑子，随时随地张口即说落笔即写，运用自如却也运用随意，但正是这随意在不知不觉中促成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了误解甚至敌意。
第一篇文章探讨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语言和文字并不完全一致，语言是说出来的，文字是写出来的，使用情况不同，对使用的人的要求不同，各有一条发展路径，各有各的演变动力，因此会有脱节的现象。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近百年来中国的宣教主要依靠和合本圣经，而这个版本的圣经一直以来自带一股保守力量，就文字而言是“金句”，就语言而言是“黑话”。今年我开始用《新汉语译本》读经灵修，这个译本在填平语言和文字鸿沟上的突破绝对值得称道，更不用说下面的注释还暗藏了大量浓缩的精华。尽管如此，翻译并非单个字词的翻译，而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像“认罪”、“悔改”、“恩典”、“团契”等等字眼，背负着好几火车皮的意义，其传递恐怕更需要文学艺术等“润物细无声”的表达和呈现。
在《意内言外》这篇文章里，吕叔湘老师问了一个对我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同时也是这个工作趣味之所在的问题：“意义”依赖语言到什麽程度？既然翻译传递的是意思（或意义），那麽能否在拿到一段文字後尽快准确判断出其“意义”的来源和主次就成了决定翻译质量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光低头拉车，必须先抬头看路。
回到这本书，讲完了语言问题，还有第二部分——未晚斋杂览，共包含七篇文章，是吕叔湘老师对几位外国作家的译介文章。都很有趣。尤其是第二篇《赫胥黎和救世军》，讲的是赫胥黎就救世军借宗教之名行不义之事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十二封信。藉着这位语言学教授的条分缕析，这位生物学教授的“思出其位”跃然纸上，其先知般的洞见和执着令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