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篇世情小说《儒林外史》的结构历来在学术界存在较多分歧，以五四时期学者鲁迅与胡适为代表，或认为它“没有结构”、“全篇是杂凑起来的”[1]，或持《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2]。及至今日，更多学者从时空结构或地域叙事的视角来看，认为地域流动是《儒林外史》结构中的一大线索。笔者即以地域流动入手，关注《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叙事，试图对其体现南京地域特色加以论述、阐发。

关键词：《儒林外史》地域叙事南京吴敬梓

一、《儒林外史》的叙事核心：南京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具有广阔地域空间描写与长时段叙述并存的小说，其自身的叙事逻辑历来备受重视。[3]一改上世纪学者对其“无结构”“杂凑而成”的观念，近数十多年来，随着对文本研究的深入，对其结构问题学者大多借由叙事学的角度入手，认为时空叙事乃是《儒林外史》的最大特点。先从时间入手，除楔子中明确交代了时间，全篇五十六回中其余仅有六处，分别是成化末年、正德十四年、嘉靖九年、嘉靖十六年、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三年、万历四十四年。再从空间看，与时间线交代相比，《儒林外史》中的空间叙事可谓尤其明了，随着书中重要人物的行进，每至一处则必言明。只是如学者杨义和平慧善指出，“行文没有在一个城市或县分逗留三回以上不做转移的”[4]、“空间移动的频繁，为长篇小说史所未见”。[5]《儒林外史》中所涉及明朝两京十三布政司中，除云南和广西未提到过，其它均可见。一方面来说，频繁的地域流动正是使《儒林外史》结构存在如此多分歧的一大原因；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频繁的地域流动更是《儒林外史》叙事的一大突出特征。

在起笔讨论《儒林外史》的地域叙事之前，首先还需先明确《儒林外史》显化出的地域叙事特征，究竟是创作者的“自觉”还是“无意识”。借于此前学者们对《儒林外史》的艺术手法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儒林外史》中多处运用伏笔，即见于《卧闲草堂评本》第三回中指出：“‘举业’、‘杂览’四个字后文有无限发挥，却于此处闲闲伏案，文笔如千里来龙，蜿蜒夭矫。”具体见于文中情节还有如第三回中胡屠户怒骂范进“你不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便是为下文张静斋的出现埋下伏笔；第四回中，严贡生初登场提到“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而第六回中他过继给严监生的正是这个二儿子。这些是故事情节上的伏笔，而在地域交代上，《儒林外史》同样大量运用了伏笔。开篇楔子中即有：“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6]透视可知本文的叙事核心便是“东南”，这与后文由外向内的地域流变本身就是相合的。此外还有“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地方”，其中所提“山东济南”又正是周进在山东济南参加乡试的伏笔；第七回中陈礼递给荀玫和王惠的名帖上写“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预示的正是日后王惠出任知府的地方；顺着王惠到南昌，书中看似闲笔一句“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兴府人”，又是为后文蘧公孙、二娄公子故事埋下的伏笔，凡此种种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在地域将要发生变化之前，吴敬梓其实均已经在前文埋下暗笔，所借方法多为对话、籍贯、名帖等等。而也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却处处落笔的细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儒林外史》中频繁的地域流动并非是无意识发生的，而是经由创作者的精心设置，最终才呈现出来。

由此继续进行对《儒林外史》中地域叙事的探寻，如上文所提楔子内容“坠向东南角”，本文在地域叙事上遵循的正是开篇由山东谈起，继而转向南向广东，又折回江西、浙江，可以说范围由点及面，由面成收缩式往中心收拢。此处所谓中心，即为笔者拟定所要讨论的南京。和上文所论伏笔的用法一样，对南京的暗示多次见于文中，第二十回中牛布衣与匡超人、冯琢庵分别后，从扬州逆流而上至芜湖，其过程在文中只点了一句“恰好遇顺风，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6]。紧接着从牛布衣过渡到牛浦郎，后者少时居住外婆家，而外婆家便在南京浦口，这也是其名词由来，由此离南京更进一步。但很快因牛浦郎遇牛玉圃，两人同下扬州又略过南京，后续故事又延至苏州、安东，直到二十四回鲍文卿出场，因其籍贯南京，借他反乡一事，笔触终于荡回南京。及此，从二十四回下半部分起，至于第五十六回，小说叙事均以南京为地域中心展开。当然，此处所谓以南京为地域中心，并非意味着时空流变的固定，而是指尽管后文中偶仍有叙事地域的外延，如近则江苏、安徽，远则山东、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但往往很快又回到南京。具体可参考学者周颖对其内部的四分法：①第二十四回下半部分至三十七回，叙事以南京为中心，并拓展向靠近南京的苏皖一圈。②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四回上半，叙事渐次波及向较远地区，如陕西、四川等地，但中间故事情节仍不断回归南京叙事。③四十四回半至四十八回，小说地域叙事在南京安徽等地周旋，五河叙事与南京叙事不断穿插出现。④第四十九回至第五十五回，此处为全书叙事完结之处，基本为南京城内叙事。此外，从全文篇幅上来看，《儒林外史》中江苏出现高达五十一回，直接提及南京者二十四回，间接提及南京者四回，再累积六合县两回，累计三十回。由此可见，不论是从叙事结构上，还是全文篇幅上，《儒林外史》的叙述核心地域，便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南京。

二、《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叙事

    南京作为《儒林外史》的核心叙述地域，在吴敬梓的自觉安排和设计之下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不仅在结构上承担了收束前文地域流变的作用，同时完善了全书的叙事系统，可见南京叙事的重要性。据此，后文即以南京叙事为引，从《儒林外史》文本呈现入手，试图探寻明清时期南京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人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儒林外史》中南京的自然景观

曾有学者对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出现较多的南京风景名胜对应乾隆年代刊刻之《江南通志》卷二收录的《江宁府城图》进行对比，发现吴敬梓重点着墨于南京城北、南、西三面，尤以南部为主。其中先从自然景观角度入手，纵观全文，作者对南京风景名胜的展现有以雨花台、清凉山为代表的山林景色，以秦淮河、莫愁湖、玄武湖为代表的湖光水色，以瞻园为主的园林景致。

先说山林景色。书中第二十九回饭后，萧金铉邀请杜慎卿等游览的正是南京雨花台，其一同步岗先看方、景诸公祠，又登山顶远眺城内万家灯火，徘徊半日后坐于草地上清谈，寥寥数十字，竟全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之景，“望着城内万家烟火，那长江如一条白练，琉璃塔金壁辉煌，照人眼目”、“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6]还有第五十五回，邻居老爹邀盖宽登顶雨花台，所见“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6]之景可谓使读者精神一振。南京地处江南丘陵，雨花台正是其山水城林融铸一体的独特景观。且再看清凉山，第三十三回中杜慎卿与妻借清凉山姚园办酒，大醉后在清凉山内行一里多路，“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6]第五十五回又借裁缝荆元访友，写“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雨花台在城南，映入眼帘这无不是城内繁荣之景，而清凉山处城西，带给登临者的正是幽然静谧的感受。

再说湖光水色。身为江南城市的南京，城内外水系不用多说自是发达的，《儒林外史》中关注的便是自西向东贯通南京城的秦淮河、城西的莫愁湖与城北的玄武湖。秦淮河的出场是伴着南京叙事的一起的，第二十四回中即有“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6]秦淮河于南京地位，不仅承担水运的城市功能，更是一道重要的南京景观，因此《儒林外史》中出场的秦淮河在自然景观之外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关于此点讨论暂且搁置，待后文呈现。莫愁湖出场于书中三十回，是杜慎卿逞风流定梨园榜之处，也是全篇内容中文人聚会数一数二的盛大场面，正如学者评：“（莫愁湖会）与之前滑稽的莺脰湖之会、酸腐的西湖诗会相比，莫愁湖大会体现了名士的风流雅致，凸显了南京城市生活中繁华与恣情任性的一面。”[7]而莫愁湖又因其“三山门外，昔有妓卢莫愁家此，故名”[8]，在文学作品中似是有着更为丰富的意象与含义的。关于玄武湖，在《儒林外史》三十五回中写皇帝赐玄武湖予庄绍光作为隐居之处，“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湖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6]历史上的玄武湖是明代用于藏书禁地，普通百姓无法涉足，也更无赠湖于人的记载，由是观之，吴敬梓在此处正所谓用“虚笔”，想是与庄绍光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关的。

最后略谈园林景致。五十三回中，徐九公子邀陈木南去瞻园赏初雪后的红梅，“只见那园里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珑山子，山子上的雪还不曾融尽。徐九公子让陈木南沿着栏杆，曲曲折折，来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园中最高处，望着那园中几百树梅花，都微微含着红萼……天气昏暗了，那几百树梅花上都悬了羊角灯，磊磊落落，点将起来，就如千点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干，横斜可爱。”[6]瞻园明时是中山王徐达的府邸花园，徐九公子便为其后人，吴敬梓此处以白雪衬红梅，细致描摹出梅之疏淡可爱，可谓绝笔。

上三处是《儒林外史》中对南京自然景观的记叙，其多用写实笔法，用淡笔摹细景，与古之散文有不少相近之处，具有审美与纪实的双重效用。

（二）《儒林外史》中南京的人文景观

南京除有在自然景观上的得天独厚之处，身为六朝古都的政治身份更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的人文景观。其中显见于《儒林外史》中的便是庙宇庵观，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所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在文本中有另一番呈现。

南京城自古寺观众多，“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6]，书中仅出现过的寺庙就可按教划分，佛教寺庙有报恩寺、承恩寺、鸡鸣寺等，道教宫观有神乐观、朝天宫，寺观不仅为宗教活动提供场所，同样也是供市民日常生活游览观赏的人文景观。《儒林外史》四十一回中就有叙风靡南京城的佞佛活动，“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象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6]不可不谓是场极盛大的文化活动。此外闲笔谈到的还有第二十八回萧金铉三人出城至报恩寺，“那南门热闹轰轰，真是车如游龙，马如流水。三人挤了半日，才挤了出来，望着报恩寺，走了进去”。据此均可见，南京寺庙宫观将雅与俗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和呈现，也正形成了南京这一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

（三）《儒林外史》中南京人的日常生活

文学文本中若要塑造城市形象，仅仅依靠对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呈现显然是不够的，正如一座城之所以称之为城，所仰赖的其实是生活于城这一地理空间概念中的人。当然，《儒林外史》自然是做到了对南京城市中人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关照的，在这其中便能分出生存活动、经济活动、娱乐活动。

3.1生存活动：衣、食、住、行

在我国封建历史王朝之制中，有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9]，每当新的新的王朝建立，不可少的即为新的服饰制定。《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明朝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因此书中皆为明装，其中尤以对于士人服饰描写最多。书中最典型的士人装束即为头带方巾，身着直裰，脚登皂靴。其中方巾，又称四方定巾，史言为明初人士杨维桢入见太祖时所戴，当时朱元璋新定天下，见此巾名佳，遂颁式天下。[9]直裰则亦称直身，是一种既宽大又长的袍服。皂靴见于洪武二十五年“令儒士生员等许着靴”。除典型之外，书中仍有第三十二回王胡子描述进了学的秀才“穿戴簇新的方巾蓝衫”，四十七回中虞华轩、余明经两家秀才皆着蓝衫。士人之外，《儒林外史》中也有细处写到不同阶层人民的穿着，二十四回鲍文卿见同班老生打扮“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6]，便认为这是僭制，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中不同阶层人民服饰皆有定制，鲍文卿及其义子便是符合的青衣小帽或青衣瓦楞帽，轿夫亦同，可见青布衣是明时底层百姓的装束。

《儒林外史》全书五十六回，几无一回不涉及饮食内容，据统计在种类上就多达200余种，其中从低端、中端到高端无不样样俱全，既能反应上自富户家百宴之场面，下有引至底层人民百姓的粗茶淡饭。在此仍以南京城中的饮食描写为重点关注对象，第二十五回鲍文卿遇旧友倪老爷，被约去鼓楼酒楼吃酒，走堂所报南京菜肴就有鸭子、黄焖鱼、醉白鱼等十数余种。四十二回中贡院科举考试，大爷、二爷则特地带上莲米、圆肉、板鸭等，这些都可见当时南京城内饮食之丰富。此外，《儒林外史》中也有对独特南京风味美食的关照，如第四十五回中所写“芥菜花炒肉”中“芥菜”其时是切碎的腌菜，是南京人的口头禅，此道菜肴及至今天在南京仍多有。当然，既提南京饮食，即不能不谈鸭子，它是南京人民偏爱的肉食，烹调方式也极多，光是书中提到就有水晶鸭、烧鸭、板鸭、酱鸭、盐水鸭等等，堪称南京风味一绝。上是菜肴，而明清之际的南京，还有风气很盛的饮茶文化。第二十四回中就提到，“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6]第四十一回中还将饮茶文化与秦淮河游船相联系，写道：“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6]用雨水烹茶，不失为南京饮茶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百姓居住方面，《儒林外史》中关注到的最具南京地方色彩的是河房。河房又称河厅，是水阁建筑的一种，多分布于秦淮河两岸，多为轩窗临河，南北相望，偶也有个别房前留出空地，建成临水花圃。四十一回中杜慎卿泛舟秦淮时便“在河房里吃了饭，开了水门，同下了船”，四十回中汤大爷兄弟租住的也是“三件倒座的河厅”。此外，河房中所住也大抵为外籍官员、流寓文人、会试举子或是青楼女子，里人居此者则甚少。也因河房多分布于秦淮河，《儒林外史》中对其刻画则将自然景观与浓郁地方特色相结合，勾勒出一副尤为独特的秦淮风月之场面，“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官仙女。”[6]

关乎“行”，明清时南京街道多为时人所称颂，多云“街道以金陵最为宽洁”[10]，富户豪绅出门大多以轿代步，而城北和城外也可乘驴。同时，水道在南京城中也是尤为重要的出行手段。《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杜慎卿和迟衡山拜访庄绍光便是坐船。四十一回杜慎卿为武书贺生辰也是“叫了一只小凉蓬船，在河里游游”[6]。此外，也有学者考证出，明清之际南京城内水道系统尤其复杂，河道间也大都相互贯通，皆可行舟，正是对《儒林外史》中所叙的最佳印证。

3.2经济活动：商业、手工业

南京乃是宋太祖朱元璋的建都所在，自然在明清之际为一等一的大城市，其中与经济生活相关，尤以商业和手工业最为发达。作为都会之时，南京大街两边多设廊房，上覆以瓦，其内均按各行各业开设专业店铺和市场，官廊之外还设有商市。《儒林外史》中第三十三回，便写杜慎卿移家至南京之初“走到状元境，只见书店里贴了多少新封面，内有一个写道：“《历科程墨持运》。处州马纯上，嘉兴蘧駪夫同选”[6]，正是书坊多部于状元境的呈现。此外，明清之际南京城内最为繁荣的当为三山街，史称“商贾云集、市廛鳞次、四达之衢也”[11]，正也是吴敬梓将景江兰头巾店、荆元裁缝铺安排在这儿的原因。

至于手工业，在南京同样兴盛，其工匠最多时亦达十余万。在所有行业之中，丝织、制扇、刻书是南京最为传统的手工业，而此三业，在《儒林外史》中也均有涉及。第三十回中即展现杜慎卿小妾家中开丝织机房，表明其家中之富。折扇同见于此回，杜慎卿在赠予优伶的奖品中皆有折扇，正因其为南京特产的缘故。南京在当时江南地区中享有“图书之府”的名誉，便是因其刻书业的发达。书中则见于二十八回中诸葛祐拿着二三百两银子来南京找人刻书，四十八回中王玉辉去南京散心想的是，“要作游除非到南京去。那里有极大的书坊，还可以逗着他们刻这三部书”。此外据考，明时南京就有书坊五十余家，其中许多都延续至清，为保存和传播我国明清之际的书籍做出巨大贡献。

3.3娱乐活动：观灯、赏曲

与前文多次反复所提秦淮河相应，《儒林外史》中所描写到的南京百姓的多数活动均与秦淮河有关，秦淮灯会亦如此。书中虽无详尽对于灯会描摹，却又许多落笔于秦淮河畔灯火通明的辉煌场面，可借与《板桥杂记》中所云一同堪看：“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12]此中可见，泛舟秦淮、观赏灯火也正是南京百姓娱乐生活中一门赏心愿事。

观灯之外，赏曲亦为普通民众一大娱乐活动，而当时，南京也正为江南戏曲的中心，其戏班云集，盛况空前。在吴敬梓笔下第二十四回更是概括性的交代了南京梨园分布情况“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6]昆剧专家也认为此段文字基本符合明末清初南京戏曲界的事实。[13]此外，自明代以来凡公侯缙绅富家设宴，则必传优伶唱戏助兴，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儒林外史》中鲍文卿身为伶人便常带戏班到处演出，如二十五回中天长杜府祝寿“定了二十本戏，做了四十多天才回来”[6]，四十六回庄绍光饯别虞博士，传著名梨园子弟来做戏，均是对这一娱乐活动的反映。

综上之所述，《儒林外史》中以文字呈现出的南京是一个极具魅力和独特个性的城市，它有身为古都对六朝文化历史血脉的传承，也有处于明清这一时期的繁华气息。当然，其作品之所以能洋溢如此之丰富的南京地域特色，也是无法与作家长期“寓居”南京的生活经历所分割的，在此不做赘述。完成了对《儒林外史》中南京叙事兼南京地域特色的讨论，便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丰富物质文化与精神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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