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的一张准考证
邵竹君
（载2018.6.8《青岛早报》）
我保持了在自动扶梯上靠右面站的习惯，即使是空梯，后面不会有人过来。
寒假跟妻子去台湾旅游的时候，常常随意就站在了扶梯左面，有时在右面，把旅行箱放在了左侧，有时则是与妻子并排在扶梯上。八天的旅游时间，直到后几天才彻底改过来，等回到大陆，这习惯就保持了下来。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去台湾的八天连续八天的雨，与我灰灰的心情倒是吻合。加上夜晚台北的灯好多都熄灭了，更加地没有光彩。只在西门町有一点喧闹的夜市，更反衬出周边的寂寥。这种感觉在去九份的时候达到了高潮。九份的街与屋是上下错落的，一把伞压着一把伞，一个人挨着一个人。这是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悲情城市》的外景地，一张褪了色的电影海报还挂在那个老影院的门外。耳边传来《悲情城市》的电影音乐，那种深长的落寞和悲凉，与雨和游人的脚步交织在一起，走进去，就出不来。
这种灰的心情是从寒假前的12月14日余光中的离世开始笼罩我的。这个乡愁诗人的去世是否把乡愁也带走了？我担心。所以在台湾，我只选择那些与乡愁有关联的地方去。本想去邓丽君展馆，但据说只是家人租了一间旧厂房，而且已经关闭，所以只能不去。筠园？只是一片墓碑中的一块，也算了。我了解大陆的几个邓丽君歌友会，活动及其频繁，邓丽君热方兴未艾，在台湾却冷却了。在淡水的黄昏，我听见一家小店传来苏芮的歌声，走进去问店主人，是不是特别喜欢苏芮？店主人很茫然地看了看我，她并不知道苏芮是谁！邓丽君和苏芮都是特殊历史时期大陆去台湾的人的孩子，生于五十年代初。我曾吃惊邓丽君的普通话为什么说得那么好，多次以此批评时下歌星们故意把普通话说变形的做法。大概在邓丽君标准的国语发音里，也是安置了一份乡愁吧。
从台湾回来不长时间，在余光中去世三个月之后，另一位台湾著名乡愁诗人洛夫去世。比洛夫早一天去世的是著名作家李敖。他们中的每一位去世的消息，都深深地撞击着我。余光中和洛夫是在青岛见过的，余光中先生专门为我的诗歌做过评论。此次去台湾，我特意去高雄的中山大学余光中特藏室，在里面呆了大半个下午。这些当年从大陆去台湾的人，是乡愁最深的人，他们离去后，乡愁还会有吗？还会有人“边界望乡”吗？
在台北最繁华的101大厦一条马路之隔的对面，是四四南村，这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和二层小房，原是去台湾的国民党四四兵工厂的员工的住房，现在成了一处旅游景点。它是台湾电影《搭错车》的外景地，而《搭错车》的男主人公哑叔即是一名老兵，靠收酒瓶子为生，直至死去。2018年5月1日，哑叔的扮演者孙越，这个1930年出生在浙江余姚的台湾演员也离开了人世。
乡愁在消失吗？我暗暗担心着。台北的雨，每一滴都凉凉地落在我心里。
世界是一列奔驰的列车，十年、二十年，可以预见的变化很多。从台湾回来后，我期许的变化多了一点，希望曾经的乡愁真的消失，但，不是因为疏远而消失，是因为亲近而消失。
站在2018年中国山东青岛一所中学的高考考场，面对着出生于2000年的这些考生，眼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镜头，2035年，我依然在这里监考，在例行检查准考证等证件的时候，猛然发现了这样一份证件，地址:台湾省台北市信义区宋勤街......他（她），会是你吗？
（2018.6.7中午于三楼演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