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批评的石敬瑭靠什么坐稳后晋“儿皇帝”的位子？
文 和运超
由于石敬瑭推倒了后唐，加上请来契丹兵马，当时就对中原各地将领士卒冲击很大，饱受朝野争议，以至于他在位的几年里不断出现变故。
若从为人来说，石敬瑭对待部下也不差，但很多文臣武将对臣属契丹确实很不满意。像大同节度使判官吴峦，闭城不受契丹命。还有天福二年（937），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在魏州举兵反抗，石敬瑭令东都巡检张从宾讨伐，居然也加入范延光阵营。可见五代每一朝的初立，形势都很危险，非常考验当时君臣的水平。
有些将领的举动虽然不那么过火，但也表现出一种中原文化推崇的气节，后晋有一个人很典型，就是应州指挥使郭崇威。他宁愿开河东地面，自贬身价去中原各地为低级将校也不愿同契丹打交道。后来石重贵继位想反抗契丹，就想起郭崇威这个人，迅速提升他为太原的守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了自立，一反当年与桑维翰一起建议请外援的立场，转为大力反对契丹，郭崇威也是最早支持投靠刘知远的一员。再后来郭威改建后周，郭崇威为避讳改名郭崇，他的孙女就是宋仁宗赵祯的第一任皇后。
在太原围困时才选择投靠的后唐将领杨光远，由于手握不少唐军兵力，石敬瑭主张积极安抚，升侍卫将军，一度屡有抗奏，也不做计较，对他非常宽容。到天福四年（940），杨光远擅杀范延光，但石敬瑭对杨光远的势力和跋扈已经很忌惮，以致于不敢法问。
前面涉及李嗣源时曾提及范延光，他是后唐明宗非常倚重的心腹之一。当初的一大功劳就是果断平定天雄军骚乱，长期坐镇魏州（即唐朝后期非常著名的魏博镇核心腹地，后来北宋的北京大名府所在），威望也颇高。他和末帝李从珂是亲家，嫁女儿给李从珂之子雍王李重美。对石敬瑭结好契丹，改立后晋，自然诸多不满，表示归顺时就很勉强。而杨光远投靠石敬瑭也是迫于形势，但是，杨光远为了做大势力，却把范延光视为死敌。
杨光远坐镇宣武军节度使，对范延光一直戒备，范延光举兵颇显鲁莽，很快被杨光远等打败，范延光依然选择投降。杨光远哪肯给范延光向石敬瑭申诉的机会，果断下手铲除。当时杨光远的长子承祚尚长安公主，次子承信也受任用，史书形容“为当时之冠”。为此，杨光远的跋扈到了擅自逼杀范延光的地步，《资治通鉴》记：“遣子承勋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桥，摈于流而溺杀之，矫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适会其意，弗之理。”《旧五代史》所记也相差不大。然后杨光远从中原宣武军移镇青州，授平卢节度使，辖有登、莱、沂、密数州，加封东平王。再授其子承勋莱州防御使。在石敬瑭死后，杨光远实际也有图变之意，但没有正式举兵便死了。
通观来看，石敬瑭登位后，一直处在各种不安和危机中，他一共在位六年多，到最后天福六年（942），河北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还上表指责父事契丹，困耗中原，并表示要与契丹决一死战。石敬瑭非常恼怒，发兵斩杀安重荣，并将其头送与契丹。
这位安重荣也是经历后唐和后晋的老人，名字和后唐枢密使安重诲极为相似，但没有亲属关系，他们都是河朔地区著名的昭武九姓安氏后裔。安重荣也是久居朔州、代州一带从军的武人，收编了许多边疆部族劲旅作为部曲（据说契丹南下时，顺便对中原边境的吐谷浑、昭武部族各种掳掠，很多逃入内地，安重荣就收容不少）。当李从珂逼迫石敬瑭的时候，安重荣是支持他反抗的主要将领之一，石敬瑭对他本来很感激，所以把非常重要的成德镇交给安重荣，一再嘱咐对契丹上下要谦和礼让，可安重荣觉得太过窝囊，非常不满。
建立后晋以后，石敬瑭一是为了表示和后唐不同，二是尽量远离燕云等已经让给契丹的地方，他于天福二年将都城迁到原后梁之都的汴京开封。安重荣感到石敬瑭没有了当年的生气和豪情，多次上书表示愿意整军对抗，当然犹如石沉大海。
到天福六年，安重荣趁石敬瑭去河北邺城巡视，就以斩杀契丹使者之名起兵。他还联合位于襄阳一带的山南节度使安从进一起打着抗击契丹，觐见石敬瑭的名义准备联合会师。石敬瑭感到郁闷不已，让杜重威领军讨伐，双方在河北宗城一带（今威县附近）遭遇。结果，安重荣部下先锋赵彦之忽然倒戈，队伍军心大乱，只得领一队亲军退回成德的镇州。杜重威继续进军，安重荣在出逃途中失败被杀。
另一方安从进主攻邓州，留守汴京的石重贵命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等直趋叶县，由南面向襄阳进击。而安从进在邓州遭到威胜军节度使安审晖的奋力抗击（威胜军沿自后唐，本属于唐朝山南东道，辖唐、邓、随、郢、复五州，石重贵开运年间任命冯道接任过这一职务，坐镇南阳；后梁时名号为宣化军，辖区大体相似），未能攻克，改变路线进至湖阳以北，遭遇了张从恩等人。两军战于花山，安从进的军队被击溃，只与数十骑逃还襄阳。之后，石敬瑭改派高行周前来主持攻城，还协调南边的荆南王高从诲和楚王马希范出兵协助，一共三路军队围攻，最终安从进、安从贵一家举火自焚而亡。
就在刚刚解决了安从进不久，安重荣还坚守在镇州反抗时，石敬瑭已经在这一年夏季病故，年纪也不过五十一岁。其侄石重贵继承大位为后晋出帝。
其实石敬瑭有好几个儿子，长子石重英在后唐末年已是洛阳的右卫将军（以唐代习惯，这种属于荣誉性质），但已差不多成年。石敬瑭在太原举兵，李从珂对留在洛阳的石家亲眷进行搜捕，石重英和石重胤（据说为石敬瑭的同辈兄弟，但年纪与儿子差不多，收为子侄，以重为排行）被逮到处死。天福二年，石敬瑭为他们二人加太保。
真正的次子石重信以左骁卫上将军拜河阳三城节度使，三子石重乂拜左骁卫大将军，这两个儿子在石敬瑭建立后晋成功也成长起来，且为人方面都有好评。就在范延光魏州举兵一事中，前面曾提及，本来受命去讨伐范延光的灵武节度使张从宾领河阳军出征，结果跟着加入范延光的行列。为了表明态度，张从宾将镇守在河阳的石重信杀了，年仅二十。然后领军进入洛阳，又再杀了石重乂，年约十八九岁。以史书记载，石重信似乎留有儿子，后来随石重贵带去契丹，最后不知所踪。
如此一来，石敬瑭年长的亲子就几乎绝了，其实还有一个年幼的小儿子石重睿。由于后晋面临的时局危机，若是以年纪幼小的石重睿继位，自然对后晋的前途非常不利，所以没有选他成为继承人。而换一个角度看，石重贵虽然是侄儿，但名义上也自幼被石敬瑭收为儿子，身份虽然属于养子，但古代伦理上已经算过继的嗣子，何况血缘上确实是比较亲的。
当石重贵继位以后，就封小兄弟石重睿为开封尹，后拜为雄武军节度使（雄武军是唐五代十国重复出现的藩镇军号，最早玄宗天宝时设于蓟州一带，后唐攻灭前蜀，另置雄武军在川陕边界，辖秦、成、阶等地。本来唐代后期川陕这里的军号是天雄军，唐末改天雄军到魏博镇，延续到五代。十国中岭南南汉也有雄武军在邕州一带），按说将来也有机会继承大位，可没几年后晋走到末路，也跟着石重贵去了契丹。可能石重睿不习惯漠北塞外，没几年就病死了，年仅十二三岁。
再说后晋出帝石重贵，他的生父石敬儒是石敬瑭的亲大哥。一早也是晋王李存勖属下骑兵骁将，作战也非常厉害勇猛。李存勖还没有建立后唐，还在与后梁大战的阶段，石敬儒就死了（原因不明，可能是伤病一类），年仅三十七八岁，他年长石敬瑭有十二岁。
石敬儒死的时候，石重贵仅三岁，所以被石敬瑭收养，视如己出，一起序齿。石敬瑭的亲生长子石重英可能和石重贵的年纪差不多，但仅仅是可能。
以史书记载分析，石敬瑭几个长大的儿子年纪相差一般是两三岁，前期他的女眷仅有李嗣源的女儿。当时石敬瑭一直在紧张的军旅生涯中，要说长子石重英是其他女人生的庶子，就时机和条件来说不算特别充足。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据说石重英在李嗣源和李从珂等后唐宗室来说是很受喜欢和宠爱的，如果石重英是石敬瑭的庶出儿子，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笔者推断，石重英的年纪还是应该比石重贵略小大约一岁左右，石重贵被收养视如己出，作为嗣子的待遇是顺理成章的。
谁也想不到，等石重贵继承石敬瑭的位子后，对契丹的态度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也提过，石敬瑭争取到契丹的结盟，离不开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心腹桑维翰，一个前面没有提，就是名声开始远播的冯道。
桑维翰名气虽不如千夫所指的儿皇帝，可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他是地道的汉人，生于中原洛阳。史书对他当然很不友好，直接形容相貌丑陋。很难分辨到底是真的如此，还是撰史的作者故意丑化。
姑且相信桑维翰是真的长相不行，因此早期参加科举考试一直不顺利。据说父亲桑拱通过疏通关系，搞定忠武军节度使兼河南尹的张全义（笔者在论述后梁时说过，张全义从唐末经营洛阳，到迎接李存勖入城，前后近三十年），桑维翰终于在后唐初期考中进士。几年后，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在孟县将桑维翰收罗帐下，很快成为心腹谋士。
这里再次强调一个对待历史的客观性，根据这一细节就可以反推，如果相信桑维翰的确相貌丑陋，石敬瑭能够不嫌弃排斥，迅速提拔重用桑维翰，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他对人才的一个鲜明态度？可以对比当年刘备对庞统的典故，号称求贤若渴的刘皇叔居然一度对相貌不雅的大才凤雏先生有过冷落，而石敬瑭迅速发掘桑维翰，此人对石敬瑭的意义，用卧龙凤雏的比喻感觉有点对前贤不敬，但价值分量是再恰当不过。
石敬瑭在受到唐军围攻之际选择联系契丹，桑维翰既是策划人也是经办人，后人对桑维翰这种没有底线的行为，按说应该比对石敬瑭更加痛恨，他才是为了保全“主公”不惜出卖地盘和百姓的罪魁祸首。只不过，石敬瑭是最大受益人，在历史上也就往往成了靶子。
从历史的角度，五代十国经历从南北朝和隋唐一共长达七八百年的各族杂居融合，尤其河朔地区的汉人对族别没有后人臆想那么泾渭分明。甚至可以延伸看到，包括燕云地区的汉人百姓，后来对宋军的多次北伐，可有过什么积极响应吗？像宋太宗赵光义已经看到燕京的南大门了，却尴尬上演一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滑稽剧，貌似连逃走的牛车或驴车都是抢夺百姓的，真有多少汉人坚定站在大宋的一边吗？尤其宋太宗接连数次主动北伐，为何不见当地百姓群起而助力一把，说不定宋军就大功告成了。
后人几乎忽视燕云地区没有一丝一毫汉人期盼和支持宋军收复的迹象。这一点，其实宋人不是没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如端拱二年（989），著名诗文家，担任右拾遗的王禹偁在奏议中分析：“顷岁吊伐燕蓟……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以致北戎南牧。”换一个角度看，弄不好辽军中反而不乏踊跃参与的汉人，为了守卫燕云地区，他们也得到百姓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后人经常总结的大道理——任何的战事不意味是单纯军事行为，多少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决定着最后的成败。
河朔和燕云，原本就体现了北朝与隋唐的包容。因此，像桑维翰是生于中原河南地区的汉人，长期在石敬瑭这一河朔武人的幕府做事，能为石敬瑭想到联络契丹。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其品质卑劣不堪，但放置于五代十国的大环境下，真正需要重视的一点，应该是桑维翰很快融入了隋唐五代以来的河朔、燕云地区对塞外部族已经完全交融的文化背景，这才是他敢于越过雷池最重要的理念支撑，否则他一个汉人幕僚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所以，要找到桑维翰的信念究竟来自哪里，他不排斥与契丹结盟，甚至献地称臣也毫无干系，何以桑维翰敢这样“无耻”？笔者以为还是李唐就有经典样板，远一些的高祖、太宗早就有对突厥的结盟称臣的传说，近一些的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对回鹘借兵也并不光彩。加上互认父子是唐五代的文化风俗，所以桑维翰说动石敬瑭求援契丹，根本是当年李唐的一种手腕，这些李家列祖列宗全都是支持他的勇气和底气。
唯有献地是石敬瑭与桑维翰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让后人争议最大的部分。但笔者也分析过，桑维翰和石敬瑭肯定商议过多条方案，起初未必真的就一来就打算献出十六州。出于契丹的犹豫，加上赵德钧的压力，石敬瑭狡猾的加大筹码押注，最终确实拿河东代北的一些地方进行贿赂，但幽州等地是开出的空头支票。他根本没有对幽蓟等地的管辖职权，他是为了捆绑契丹，促使他们不得不把握机会帮他上位成功抛出的诱饵。
石敬瑭一直为幽州赵氏的求援契丹紧张犹豫，他没有公开说过到底如何才能确保刺激契丹下定决心，还是桑维翰捅破这层窗户纸。《资治通鉴》说：“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胡三省作注就评价：“观敬瑭此言，则求援于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计也，桑维翰之言正会其意耳。”
换一个角度看，假如石敬瑭要坑算赵德钧，单纯出让赵氏占据的幽蓟一带也就罢了，为何连带让出自己所拥有的云、应等地？确实属于急于求成心态下的不计后果。因为耶律德光也是一位枭雄豪杰，石敬瑭只出卖赵德钧的地盘，而自己丝毫没有割肉流血，恐怕很难取得契丹方面信任。终究石敬瑭、桑维翰所达到自甘堕落也是划时代的一幕，还跟着影响宋代几乎三百年，中原方面对塞外部族的忍辱一路层层加码，所以赵家一些皇帝也才会效仿，后果的确很严重。
桑维翰确实应得批评，可他在石敬瑭与石重贵时期，依然获得倚重。他不仅是因为抛出结盟契丹一个大策略就获得石敬瑭的赏识信赖，因为他的确是五代之际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才。后晋之初，他就建议“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他治理相州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州擒豪贼过千人。尤其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史书对他的能力和成绩还是留下客观记载。
桑维翰一开始就是中书令加枢密使，职权地位相当优越。当时后晋内部对投靠契丹的各种非议，桑维翰虽受石敬瑭尊崇，但同僚不少大臣却试图排挤他。一度调离枢密使，换了刘处让接手，此人根本玩不转，同样受到朝野不满。包括安排各级官吏，桑维翰任命的人选大多合适，甚至还有“公正”的好评。史书也特别提到，就连桑维翰的儿子，也没有因为其父得到提携，他还代两个儿子拒绝朝廷的员外郎和秘书郎职务。所以煌煌史书上此类具有争议的人物，一般都非常复杂，甚至很多人难免被刻意扭曲，比如桑维翰在石重贵的时候，形象更令人费解，甚至和先前判若两人。
轮到石重贵继位以后，因为景延广带头有反抗契丹的举动，由于受到巨大损失，石重贵还是决定转变，再次用桑维翰结好契丹的策略，这时桑维翰再次得到一些风光。史书却一反之前的记述，认为桑维翰成为不再公正任官，收受各种利益的家伙。
李彦韬、冯玉等人就在石重贵面前多次进言，本来想将桑维翰立即罢黜，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做法，先由冯玉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由于前后形象反差很大，后人也无法认真检验是否属实。不排除还是当时中原众大臣反对结好契丹，所以一批人针对桑维翰的添油加醋，因为石重贵对此也没有进行仔细调查。
由于石重贵对契丹的抵抗举动变得更加强硬，同时引来契丹更大的反扑，双方变得水火不容，契丹决心一鼓作气消灭后晋。就在这时候，所谓一心投靠契丹的桑维翰形象又一次发生令人惊诧的转变，他为后晋图存到处奔走，希望让契丹暂缓进军，这与过去的桑维翰形象更是南辕北辙。
但石重贵和冯玉都不想见到桑维翰，开运三年末（947年初），东京汴梁已被契丹大军围困，真正投靠契丹的大将张彦泽以数千先锋攻入城中，朝宫廷射入契丹皇帝和皇太后的招降书，想逼石重贵退位。
桑维翰据说在家中被张彦泽所杀，其死因留下很大疑团。《旧五代史·桑维翰传》似乎有意把责任推给石重贵，称“虑戎王到京穷究其事，则彰显己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然后渲染张彦泽贪图桑维翰家的财富，所以就下了狠手。
《新五代史·桑维翰传》大体延续这一角度，此外宣徽使孟诚诲之死也有意佐证张彦泽当时的行动是听从石重贵号令。但《张彦泽传》却指张彦泽与桑维翰之间另有一些私人恩怨，当领军进入汴京后，他就是想要报复桑维翰，故意将其杀掉。最后《资治通鉴》却否认张彦泽曾受石重贵的命令杀桑维翰，再次强化他是因为私怨和贪图财富，综合整理一下史书论述，笔者认为恐怕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
谜团的由来自然还是《旧五代史》早期史料角度的模糊，因为桑维翰临死时对张彦泽的态度非常强硬，尤其指责张彦泽“背主负恩”的话，同样见于《旧五代史·张彦泽传》。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桑维翰传》就进一步渲染桑维翰当时“义正词严”。为此，桑维翰之所以会被杀，笔者倾向于张彦泽受刺激下的“冲动杀人”。
以桑维翰的地位和契丹的渊源，本来耶律德光不论最终如何处置桑维翰，进入汴京后都应该要见一见他。张彦泽虽然没有表明是否奉命，来到桑维翰府上按说也会带其去见契丹皇帝。结果桑维翰一通对张彦泽的批评辱骂，尤其“背主负恩”的确刺激了对方，造成张彦泽一怒之下将桑维翰杀掉。
而桑维翰死了，看似张彦泽自作主张应该负有责任，但对耶律德光来说，后晋已经在手，虽然桑维翰是一个难得人才，却不存在还试图让其留存后晋的可能性。而张彦泽身为先锋入汴京有“大功”，甚至石重贵等重要宗室全都被俘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所以对他擅自杀桑维翰这件事也就不算多大的罪责了。
从历来的盖棺定论来看桑维翰，这一人物的表现前后非常曲折复杂，很难轻易下结论。虽然他由始至终表现积极投靠契丹，最终并不愿后晋被契丹消灭，客观来说他绝对不是什么后人看来的“主降”，从本质来说的确他主张是一种结盟，尽管实际会答应一些屈辱苛刻的条件。
像开运元年（944），后晋决定反抗契丹，桑维翰确实不同意。契丹大军围困高行周于戚城，力推反击契丹的景延广救援迟缓，晋军遭到失败。桑维翰就以景延广行动拖拉的罪责进行批评，石重贵也无法偏袒景延广，贬为西京留守。当桑维翰第二次复任中书令兼枢密使后，很快整顿后晋败绩的局面，维系契丹，双方和好了一两年，可以证明桑维翰能够尽力处理好与契丹的关系，但这一关系的确是以保存后晋为前提。
桑维翰不光对后晋，其实乃至五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进一步确立枢密院的枢密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宰相。前面论述后唐时期提及，枢密使已经分割宰相的职权，后唐的郭崇韬、安重诲一步步在加强。他们受君主器重，但品级并没有宰相高，往往受到正式的宰相、副相和其他官员排挤。
桑维翰在后晋建立时是中书令兼枢密使，中书令在唐代后期一直是荣誉头衔，比如唐德宗年间几个功臣李晟、浑瑊、马璘等都加封中书令作为勋爵表彰。但是，桑维翰在后晋的中书令却是单独实授的职官，而非荣誉性的恩赏，这是与唐代截然不同的。
中书令在隋唐起初本来就是正式的宰相名号，所以桑维翰的官职一来就是宰相兼枢密使，完全是行政军务一手包揽，比安重诲还进一步。其实安重诲在后唐明宗时也是枢密使加官侍中兼中书令，他是枢密使作为正式职官，中书令反而是后来加官，这一形式和唐代后期的武将因功加官相同，因为安重诲起初就是武将，而桑维翰一开始就是幕僚文官。
桑维翰对当时其他宰相和官员产生威胁的却不是其宰相身份，他的能力是胜任宰相的，几乎要算有口皆碑。他的命运和郭崇韬、安重诲很相似，两次罢免都主要也是针对领枢密使。五代的枢密使和唐朝后期的枢密使虽然名号职务基本相同，但最终的性质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在后唐枢密使的完全成型，使这一职务走向台前，非常容易招人忌恨。五代枢密使实际上综合宰相、监军、统帅、御前顾问等好几种重要的官职类别杂糅为一体，事关朝廷大局，自然更加容易成为矛盾旋涡的核心焦点。
最早在论述唐末枢密使时就提过，唐代后期主要是宦官把持，唐僖宗、唐昭宗年间的枢密使杨复恭、西门季可以擅自更改诏令。之后朱温建立后梁，他是靠大杀宦官奠定后梁的基础，对枢密使职务的威胁非常清楚。所以后梁的崇政使主要性质是御前参谋顾问。后唐阶段的郭崇韬、安重诲就是以武将身份出任枢密使，这才是新的枢密使职务登场，既是皇帝的心腹参谋，又能在外领兵，而且继承枢密使名号，开始有压倒宰相的迹象。这一职务令各级官员很有压力，郭崇韬、安重诲两人的结局更是证明枢密使确实身处风口浪尖，后晋的桑维翰显然也不例外。
后晋的枢密使从桑维翰开始是正式的宰相兼任，再次抬高枢密使，表面上桑维翰这种文官可能不如郭崇韬、安重诲这种武将制造的冲突激烈。可在事实上桑维翰也备受朝臣批评打压，最终结局也是非常糟糕。
从另外一个迹象看，即便换掉桑维翰，后晋也是刘处让、李崧、冯玉等文官接替，也就奠定后来宋朝任命枢密使的传统。桑维翰这种跟着石敬瑭起家，多年熟悉军务的文官自然要好过后来那些文官。再看宋代多数时候呈现的军事疲软，自然也就是沿袭从后晋开始大量启用文官埋下的隐患，所以后晋和石敬瑭再次理所当然成为后人批评的又一个标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