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思想领袖的毛泽东，反观党内干部的学习风气和思想状况，颇为忧虑。
当时党内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年轻时在苏联留学的革命家，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比较熟悉，但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一部分是从国统区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传播的西方文化更感兴趣一些，也容易犯教条主义毛病；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些都是滋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温床。
从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便是为了克服这些党内不良风气。从内容上讲，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文风，实际上都属于党风；从目的上讲，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全党的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实现途径上讲，实际上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学习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是延安整风学习的重点。
为确保各学习组在学习时有据可依，毛泽东先后为领导干部们开列了三个篇目材料。
第一个篇目材料，是1941年9月提出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关于研究方针，毛泽东说，要“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应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所列书目材料，一共四种：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编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
第二个篇目材料，是1941年11月提出的《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一共十种。除9月已经推荐的篇目，主要增加了国际共运史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结论和闭幕词，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史的传播研究及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所做的决议，还有《斯大林与〈联共党史〉》等。对有的篇目，毛泽东要求精读一至两遍，并由各学习组的组长、副组长对于每件材料提出要点加以讨论。
第三个篇目材料，是1942年4月提出来的，一般称为“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还有摘编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和《论平均主义》等。毛泽东说，这“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无论什么人，“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
以上三个篇目材料，是围绕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硬性规定的学习内容，针对性很直接，对转变党风发生的作用也很直接。
实际上，整风前后，党内领导干部的阅读范围，远远超越这些。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要求，当时的阅读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客观实际现状，调查研究周围环境，这是针对主观主义的；第二是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这是针对言必称希腊，忘记自己祖宗的“洋教条”的；第三是有目的地研究马列理论和国际革命的经验，这是针对所有领导干部的。
为促进干部读书，毛泽东在1941年12月还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图书室，任务是“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图书室成立之初，他带头捐赠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现在还保存在中宣部图书馆。其中有：赫胥黎《天演论》、杜威《哲学之改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中国社会》、朱生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启夫《中国法家概论》、杨昌济译《西洋伦理学史》等。这些书的封面或扉页上，都盖有蓝色“毛泽东”行草签名章或长方形的“毛氏藏书”，或正方形红色楷体的“毛泽东印”。
读书学习热潮，不局限于延安。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前线部队，读书学习不仅是整风运动的实现途径，事实上还促成党员干部渴求文化知识、提升理论素养的时代风气。
新四军将领彭雪枫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典型。毛泽东曾给彭雪枫写信，叮嘱他“有闲工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彭雪枫请人为自己镌刻了两枚藏书章，一枚的铭文是“书有未曾经我读”，另一枚是“有书大家看”。从彭雪枫的书信和日记可知：他让妻子林颖读《三国演义》，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那里有战术，有策略，有统战，有世故人情”；他把《斯大林传》作为“别致的礼物”送给林颖；1943年３月10日，彭雪枫开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到６月21日即读完一遍；他还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历史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演说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季米特洛夫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什么是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教程》、《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彭雪枫常说：“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在给林颖的信中还说：“1932年以前的鲁迅的文章小说几乎每篇我都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