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我们那，门槛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但人们骂人时却会用门槛来代表千人踩，万人踏，这是对别人最恶毒的谩骂。

这话听起来也许很刻薄，可当你真正站上门槛时，你便会收到来自家里大人们最严厉的眼神警告，大人们总说踩门槛会倒霉。于是，在我眼里，门槛成了大人们口中的矛盾体。

孩童咿呀学语时会扶着门槛走路，长大一点便调皮的站在门槛上和大人们对峙，结婚时又挽着爱人的手跨过门槛，到老时又步履蹒跚的扶着门框跨进门槛。

门槛只静静的躺在最低处，就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老家的门槛很高，堂屋有一道，厨房又有一道，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很大的麻烦。

老家堂屋的门槛比较独特，共有两层，让人奇怪的是靠近地面的那一层是用酒瓶子垒起来的。酒瓶子很安静，一动不动。它们的整齐的排着队，支撑着瓶口上方的横木。

当阳光悄无声息的漫上门槛时，门槛身上的印记便清晰可见。大大小小，深深浅浅，都是小时不懂事在它身上留下的恶作剧。

酒瓶子满是夏天的翠绿，阳光照进去，也变成了绿色。这时看它，眼睛便像望进一汪碧波荡漾的湖水，湖面波光粼粼。

当雨季到来时，门槛就成了我们的擦鞋匠。它没有向任何人发出邀请，我们却还是明目张胆的把粘在鞋子上的黄泥巴抹到它身上。

有时院子里零零星星的雨水扫进来，落到它身上，它也默默承受着。雨水一滴接一滴落到它身上，反反复复的叠出百十个大小不一的圆点来。它也不恼，只等穿堂风一吹，它身上便又重拾干爽。

那时我觉着奇怪，平平的地板却设道门槛横着，既没有悠悠海面上的拱桥那样静美，也没有跨山道路那样豪迈。

后来，当我脚轻轻一抬就跨进堂屋时，便不再那样认为了。

当房子上空冒出缕缕炊烟时，一双又一双的腿便跨过门槛，净手吃饭。

烟囱和门槛是最要好的搭档，一个负责放风，一个负责迎接。一个掌着房子向天空的延伸，一个握着房子最沉稳的地基。烟囱睡在天空里，云朵是它的枕头。房子则睡在门槛的怀抱里，宁静又温暖。

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酒瓶的缝隙间会粘着大大小小蜘蛛疯狂编织用来捕虫的网，我总是很热衷于捣毁它们，毫不留情的用扫帚给捅掉。少了灰尘和蜘蛛网，门槛便又焕然一新。

小时候坐在门槛上，看着天边的云，觉得日子好长，未来好远，一切都望不到边。

那时跨越门槛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腿抬得很高都不一定能跨过去。再后来长大一点，便可以轻轻松松的跳出跳进。大舅小时候跳门槛磕掉了门牙，从此门牙中间就像一个火车洞，外婆说那是惩罚。

让我最欢喜的是家里来客人，她们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糖饼。外婆把它们倒在一个红色的大圆盘里，摆到门槛旁的凳子上。我就像个小偷一样扒着门槛一块一块的拿着吃。客人们说话的功夫，盘子就空了一半。这时外婆便风风火火的走过来把盘子端走，而大人们则是眼角带笑的望着我。

门槛像一道时间线，稚嫩的双脚跨出去后，背影便逐渐变得高大挺拔。沉稳的双脚再次迈进去时，却成了拄着拐杖佝偻着的背影。

去年，外婆被门槛绊倒了，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在老家的多年里，那是她第一次跌倒。我自认为外婆是很矫健的，不可能会在家里摔倒。可妈妈说她是被门槛绊倒的，听到这我只能沉默。

是啊，外婆也没能找到对抗岁月的办法。自从外公去世后，她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医院里，医生检查的结果是骨折，检查完后便安排了住院。外婆躺在病床上，我们沿着病床，将她围了起来。

门槛被我们重新提起，妈妈说那门槛太高了，应该把底下的酒瓶子拿掉。外婆躺在病床上，摇摇头表示抗议。我们都不理解，但也不再有下文。

长大后，夏天依然是夏天，门槛却不再是门槛。门槛变成了我与世界的角斗场，每一次我都伤痕累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簸箕，把我掀得晕头转向，变成了千里冰封难以逾越的河面，变成了挑着妥协与投降的担子，沉重的压在肩头。

回到老家后，门槛还是门槛。它静静的躺在地上抚慰着跨过它的每一个人。我终于读懂了，门槛是我成长的隐喻，却是外婆迎接暮年的铺垫。

后来我也习惯了独行，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迈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槛。或许从容，或是狼狈，我都再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