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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辽阔的新疆
第十节 时间的路口
在喀什的老城里，有一条巷子叫“吾斯塘博依”。巷子不宽，两边是土坯房，墙是土黄色的，门是深蓝色的，门楣上刻着花纹，是维吾尔族喜欢的几何纹和花卉纹。巷子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你不知道它通向哪里，但你知道它已经在这里存在了很久。巷子里的老人说，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这里。这些房子，这些墙，这些门，和一千年前差不多。
新疆就是这样一条巷子。你走进去，不知道通向哪里，但你知道，这条巷子已经走了很久。它见过太多的人，听过太多的声音，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它不说话，但它的墙上有痕迹，地上有脚印，空气里有故事。
新疆的故事，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两千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发，带着一百多人的使团，向西走。他的任务是联络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他不知道路有多远，不知道路上有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他过了河西走廊，进了西域。他看见了沙漠、戈壁、雪山、草原。他看见了骑着马、赶着羊的游牧人，看见了种着麦子、葡萄的绿洲居民，看见了说着不同语言、信着不同神灵的城邦。他走了很多年，被匈奴人抓了，又被放了，继续走。他到了大月氏，大月氏不愿意打仗，他没有完成任务。但他带回了一张图，一张关于西域的图，图上标着城邦、河流、山脉、道路。这张图，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从此，丝绸之路通了。从长安出发，向西，经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沙漠的边缘，分南北两道，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西亚、欧洲。丝绸、瓷器、茶叶从东边来，宝石、香料、玻璃从西边来，佛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从南边来，草原的骑兵、沙漠的驼队、绿洲的商人，都在路上走。新疆是这条路的枢纽，是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
楼兰、尼雅、精绝、于阗、疏勒、龟兹、焉耆、车师，这些名字在史书上闪闪发光。它们是西域三十六国，是丝路上的明珠。它们不大，有的只有几千人，但它们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它们在沙漠的边缘，在天山脚下，在河流两岸，种地、放牧、经商、念经。它们信过佛教，信过祆教，信过景教，最后信了伊斯兰教。它们说过印欧语，说过突厥语，说过蒙古语，最后说了维吾尔语。它们被汉朝管过，被唐朝管过，被吐蕃管过，被回鹘管过，被蒙古管过，被清朝管过。它们像河边的芦苇，风来了，弯下腰；风过了，直起来。它们一直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活着。
在库车，我见过克孜尔石窟。石窟在县城西北的悬崖上，面对着一片河谷。河谷里有水，有树，有村庄。石窟开凿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两百年。洞窟里的壁画，虽然斑驳了，但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壁画上画着佛、菩萨、飞天、供养人。佛是慈祥的，菩萨是端庄的，飞天的飘带在风中飘动，像要飞起来。壁画上的颜色，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是绿松石，红色的是朱砂，一千多年了，还是那么鲜艳。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壁画被毁坏了。佛像的眼睛被挖了，脸被刮了，身体被凿了。这不是时间的侵蚀，是人的破坏。伊斯兰教传入后，反对偶像崇拜，佛像就被毁了。那些挖掉眼睛、刮掉脸的人，也许就是当年在佛前祈祷的人的后代。他们的信仰变了，但脚下的土地没变。
这就是新疆。信仰可以变，语言可以变，族群可以变，但土地不变。土地在那里，像母亲一样，接纳所有的人，不管他们信什么、说什么、叫什么。它见过佛教的兴盛，也见过佛教的衰落；见过祆教的火坛，也见过景教的十字架；见过蒙古包的炊烟，也见过清真寺的宣礼塔。它都见过，都记得，都不说。
唐朝的时候，新疆是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辖地。唐朝的军队驻扎在这里，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诗人岑参来过这里，写下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他在轮台送别朋友，喝了很多酒，写了很多诗。他的诗里，有风沙、有雪、有马、有刀、有酒、有愁。那是唐朝的西域，是诗人的西域，是边塞的西域。
在吐鲁番，我见过交河故城。故城建在两条河流交汇的高台上，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故城已经废弃了上千年，但城墙还在，街道还在，房屋还在，佛寺还在。走在故城的街道上，能看见当年的商铺、民居、官署、寺庙。街道是窄的，两边的墙是高的，阳光从墙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明暗的条纹。风从河谷里吹上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交河故城里，有一处佛寺，是当年玄奘讲经的地方。玄奘西行取经，路过这里，被当时的国王挽留，在这里讲了几个月的经。玄奘是一个和尚，也是一个探险家，一个翻译家，一个学者。他从长安出发，偷渡出境，穿过沙漠，翻过雪山，走了几年，到了印度。他在印度学了十几年，带回了六百多部佛经，回到长安，翻译了一辈子。他经过新疆的时候，看见的风景，和我们现在看见的，差不多。沙漠还是那个沙漠，雪山还是那个雪山，绿洲还是那个绿洲。但他看见的人，和现在的人，不一样了。他看见的佛教，和现在的伊斯兰教，不一样了。
在喀什，我见过艾提尕尔清真寺。清真寺在喀什老城的中心，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寺门前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有鸽子，有人在喂鸽子，鸽子飞起来，遮天蔽日的。清真寺的里面，是一个四合院，院子里种着树，铺着地砖，很干净。礼拜殿在院子的西边，面朝麦加的方向。殿里铺着地毯，墙上没有任何画像和雕塑，只有古兰经的经文，用阿拉伯文写的，金色的，在绿色的背景上，很醒目。
伊斯兰教是在公元十世纪传入新疆的。那时候，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博格拉汗改信了伊斯兰教，然后强迫他的臣民也改信。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不是和平的，是伴随着战争和杀戮的。佛教徒被杀，佛寺被毁，佛经被烧。和田的佛教，是被刀剑消灭的。喀什的佛教，也是。那些在克孜尔石窟里挖掉佛像眼睛的人，也许就是当年改信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变了，但脚下的土地没变。
土地不在乎。它见过太多。它见过佛的慈悲，也见过主的威严。它见过经幡在风中飘，也见过新月在塔尖上闪。它见过商队的驼铃，也见过骑兵的马蹄。它见过张骞的使团，也见过玄奘的锡杖。它见过岑参的酒壶，也见过林则徐的囚车。它都见过，都记得，都不说。
清朝的时候，新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把这片土地正式命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他在伊犁设立了伊犁将军，管辖整个新疆。他从中原和陕甘迁移了大量的汉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到新疆，屯田戍边。
锡伯族是从东北迁来的。乾隆二十九年，四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和他们的家属，从沈阳出发，西迁新疆。他们走了整整一年，走了上万里路，到了伊犁。他们在伊犁河畔扎下了根，建立了自己的村庄，种地、打猎、捕鱼，守卫着祖国的西大门。他们保留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字、习俗，也学会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他们是新疆的一个小小的民族，只有几万人，但他们在伊犁河畔生活了两百多年，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在察布查尔，我见过一个锡伯族老人，叫永荣。他八十多岁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锡伯语，也会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他家里挂着一张老照片，是他爷爷的，穿着清朝的官服，戴着花翎，很神气。他说，他爷爷是锡伯营的佐领，管着几百号人，守卫着边境。
“我们是乾隆皇帝派来的，”他说，“来了就不走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伊犁河的水，喝惯了，别的地方的水，喝不惯。”
伊犁河是中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河水是天山雪水融化而成的，乳白色的，带着冰碴子的味道。锡伯族人在这条河边生活了两百多年，喝这条河的水，吃这条河的鱼，在这条河边的土地上种庄稼、养牛羊。他们的孩子在这条河里游泳，他们的老人在这条河边散步。伊犁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河，是故乡。
永荣说，他小时候，伊犁河比现在宽，水比现在大，鱼比现在多。他光着脚在河边摸鱼，一摸就是一大盆。现在不行了，水小了，鱼也少了。
“但河还在，”他说，“只要河还在，我们就在。”
近现代以来，新疆经历了更多的变化。战争、动乱、建设、发展，一波一波的，像伊犁河的洪水，来了又退了，退了又来了。每一波都在新疆的土地上留下了痕迹。
乌鲁木齐从一个小城，变成了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马路越修越宽，汽车越来越多。原来的土坯房不见了，代之以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原来的驴车不见了，代之以出租车和公交车。原来的巴扎还在，但旁边多了超市和商场。原来的馕坑还在，但旁边多了肯德基和麦当劳。
在乌鲁木齐的大巴扎里，我见过一个卖英吉沙小刀的维吾尔族老人。他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小刀，刀刃是钢的，刀柄是牛角的、骨头的、银的，上面镶嵌着宝石，雕着花纹。老人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戴着一顶四角花帽，花白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他用流利的汉语跟我打招呼：“你好，朋友，看看我的刀。”
我拿起一把小刀，刀刃很锋利，刀柄上雕着一朵花，花蕊里嵌着一颗红宝石。老人说：“这把刀，是我儿子做的。他是好匠人，比我强。”
他的儿子在旁边，三十多岁，穿着一件T恤，牛仔裤，运动鞋，戴着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用手机给刀拍照，发到网上去卖。他说，现在来巴扎的游客少了，大家都在网上买。他在淘宝上开了一个店，生意还不错，每个月能卖好几十把。
“传统不能丢，”他说，“但方式要变。以前是等着客人来，现在是送货上门。刀还是那个刀，但卖法不一样了。”
老人点点头，说：“他比我会做生意。我只会坐在摊子上等。他会用手机，会用电脑，会网上卖。他的刀，卖到北京、上海、广州，还卖到国外。比我强。”
他笑了，笑容里有一种欣慰，也有一丝落寞。他知道，时代变了。他的儿子适应了变化，他没有。但他不遗憾。因为他的刀，还在。他的手艺，还在。他的儿子，还在做刀。
在伊犁草原上，哈那提也变了。他不再是纯粹的牧民，他开了农家乐，接待游客，卖土特产。他的手机里存着很多游客的微信，每年夏天，游客们从内地来，住在他家的毡房里，骑马、吃肉、喝奶茶、听冬不拉。他赚了钱，盖了新房子，买了新摩托车，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但他还是放羊。每天早晨，他骑着马，赶着羊，去草原上。他不在草原上过夜了，晚上回来，住在家里的新房子。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上学，学汉语、学英语、学数学，也学哈萨克语，学骑马，学弹冬不拉。
“孩子不能只会骑马，”他说，“也要会读书。读书才能有出息。但哈萨克人的东西，也不能丢。丢了，就不是哈萨克人了。”
他知道，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变。草原不能变，羊不能变，奶茶不能变，冬不拉不能变。这些是哈萨克人的根。根在，树就不会倒。不管风多大，雪多大。
新疆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变化与不变的历史。城邦变了，佛寺变成了清真寺，毡房变成了楼房，驴车变成了汽车，巴扎变成了淘宝。但土地没变，天山没变，塔里木河没变，伊犁河没变。草原没变，羊没变，馕没变，奶茶没变。那些深埋在时间深处的东西——对土地的爱，对家的眷恋，对客人的热情，对传统的坚守——没变。
在喀什老城的吾斯塘博依巷子里，有一个老茶馆。茶馆很老了，据说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房子是土坯的，墙是黄色的，门是蓝色的，窗子是木格子的，上面刻着花。茶馆里摆着几张木床，床上铺着毡子，客人们盘腿坐在床上，喝茶、吃馕、聊天。
茶馆的主人叫阿不力孜，六十多岁，胖胖的，笑眯眯的，像一个弥勒佛。他每天早晨五点起来，生火烧水，煮茶。茶是砖茶，加了奶和盐，煮得浓浓的，倒在碗里，上面浮着一层奶皮。馕是刚烤的，热乎乎的，外脆内软。客人来了，一碗茶，一块馕，一坐就是半天。
阿不力孜说，这个茶馆是他爷爷的爷爷开的，传了好几代了。以前，这里是丝路上的一个驿站，商队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过来，在这里歇脚、喝茶、聊天。现在没有商队了，但有游客。游客们来这里，不是赶路，是看热闹。他们拍几张照片，喝一碗茶，就走了。
“他们不懂，”阿不力孜说，“茶要慢慢喝。急什么？又不要赶路。”
他坐在茶馆门口，看着巷子里的人来人往。阳光照在他脸上，金黄色的，暖暖的。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在笑，又像在睡觉。
巷子里，一个孩子跑过去，手里拿着一个气球，红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慢慢地，一步一步的。两个女人提着菜篮子，一边走一边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好听，像鸟叫。一只猫躺在墙根下，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继续睡。
这是喀什，这是新疆。一个古老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地方。一个变化的地方，一个不变的地方。一个多种声音混杂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一个让人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我坐在茶馆里，喝着茶，吃着馕，看着巷子。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我身上，暖暖的。茶是咸的，馕是香的，时间是慢的。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许更久。我不急。我又不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