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

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的运转，行动不便，没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再乱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一片昏黑。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两侧。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嗐！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啊！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

“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

“反正我不喝！”

“反正也由不得你！”

管事员大概听惯这类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介绍孟婆店。

“‘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决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有；还备有各色茶食，可以随意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要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还有电视室，指头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

这话激起哄然笑声。

“平生不作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

“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啊！”这是个冷冷的声音。

扩音器里继续在讲解：

“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渴不及待，急着要喝茶了。”

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为什么？”

他微微一笑说：“你自己瞧瞧去。”

我说，我喝清茶，不上楼。

他诧怪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

“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吗？”

“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楼了——只上，不下。”

我忙问：“上楼往哪儿去？不上楼又哪儿去？”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转，不知到哪里去。你不上楼，得早作准备。楼下只停一忽儿，错过就上楼了。”

“准备什么？”

“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

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

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夹带私货。上楼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开的也都撩下了。

你是想不上楼去呀。”

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

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

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开进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灯光明亮，热闹非常。那道传送带好像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栏杆，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夹带私货过不了关”。

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本文选自《杨绛作品集》。）

作者介绍：

杨绛，（1911—2016）

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