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小学的记忆比较模糊。大概六、七岁时，一个人走出门房在巷道玩耍期间，看到了邻居一个小姐姐背着书包每天从村子东头回来，知道她是从学校放学回来，还是很羡慕，这可能是我有关上学的最早记忆。
懵懂中，轮到了自己上学，当时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大概到了6周岁，就进入了学前班。
有关学前班的学习生活所留记忆没有了，甚至于在学前班的学习地址也无法记得。只记得我的老师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姑娘，应该是高中毕业后回到村中当临时教师。
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六一儿童节，我们一帮乡下的孩子，穿着白色衬衣，蓝色短裤，脸上可能也被抹了两抹红色的印记，来到当时的同家庄公社参加游行并表演节目。节目是在公社礼堂表演的，好像是一帮小伙伴们表演了拔萝卜的情景剧，这可能也是我一个乡下孩童第一次在老师的组织下站在了公众场合所进行的正式表演。
另外一个关于早期学习的记忆就是有关学习数字的场景。此时，就需要说一下我的邻居。我们家在段庄村的四队，东西的村庄，我们四队在村庄的西头，我家门口向南，东邻居是亚军家，西邻居是军刚家。东邻居亚军一家其实与我们都是远房的本家。亚军有一个姐姐，比我们大两三岁，当时可能已是正式的小学生，不像我们还是学校里的玩耍者。
亚军他姐叫亚丽，比我们大，自然比我们有知识，也更懂事。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是，亚丽把我和亚军组织起来一块站在她们家上房的前檐墙下，拿着一个小棍权当教鞭，同时也显示着教师的威仪，用一块挂在墙上的木板，写上了1、2、3的数字，然后指着这些数字，她一句我们一句的开展了对我们的启蒙教育。
口诀是这样的“一棍，二拐，三耳朵，四红旗，五钩斗，六沙果，七镰刀，八葫芦，九勺勺，一字边头一个零”，最为有意思的是，最后还有一句是，“先看亚丽老师能不能”。至今想来，这种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体现了老师的智慧与风趣。
其他有关学校的早期记忆主要是：上完课，就急匆匆的赶到学校后边的一片长着树木的地上玩着打窑洞、盖房子的游戏，当然在打窑洞、盖房子的游戏中，掺和了一个少年无限的创造与梦想，但看结果却无非是盖了拆，拆了再盖，并乐此不疲。
总之，学前班的生活，在懵懂而又愉快的感受中很快就过去了，在1980年的九月，我扛着板凳，背着一个母亲用零碎布头手工制作的小书包就算正式上学了。
（一）
我的小学坐落在大队部跟前，也就是村庄的中间，离我家可能有八九百米。但在当时，感觉还是一段不算近的路程。小学的校门面向南方，盖着单独的门楼，门楼下边是两扇黑色的大门和过道。
由校门口进去后，学校内部当时感觉很大，靠近校门的东边，是一排三间的门房，门房里安排有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校门的西边是一个土台子，有一米多高，像是主席台的架势，在我的印象中，后来在某年，在土台子上演唱过家乡特有的戏曲—提线木偶戏。
沿着校门向北走，也就是普通院落的上房位置有一排房子，中间有一个圆门洞，门洞的两边各有一两间教室，穿过圆门洞，是我们的操场，操场的北边靠西有一个教室，东边则是公共厕所，再后边偏北的地方就是一些属于学校的土地了，其上长着一些梧桐树和荒芜的杂草。教室的年级安排现在已无法记清，只知道我的小学前期在门房的教室上课，三四年级在上房的西边教室上课，五年级则在最后一排房子的教室。
说到操场，犹记得，四十年前的早晨，我们这帮八九岁的孩子，每天早晨沿着操场喊着口号，走着队列或跑步，整齐的口号声打破了村庄的沉寂。现在想来，应该是一种朝气蓬勃、闻鸡起舞、催人奋进的场景。
小学早期的学习内容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有一个三池村的女老师，当时年龄应该不大，衣着相对讲究，讲课不紧不慢，好像教我们的自然课。自然课对于农村小孩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包含了很多有关植物、动物、天文、地理以及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印象较深的是老师当时给我们讲解地球是一个悬挂于宇宙中的球体，我们这一帮少年站在自己有限的认识面上，与老师有着不一样的想法，比如，人为什么感受不到，地球自转时为什么不会掉下去，甚至于自己所看到的沟壑与山川明明就不是一个球体。对于我们的这些疑问，老师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小学时老师们的教育不仅教会了我们一些知识，同时也培养了我们一些思辨的萌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了三年级，此时教室好像就搬到了学校里边靠近西边的上房中。这一阶段我们的班主任是杨老师，记忆中的杨老师个子较高，身材偏瘦，戴一副近视眼镜。杨老师和我们是同村，家就在村子的东头。她早年毕业于有着悠久历史的韩城象山中学，是我们学校当年唯一的公办教师。
杨老师代课很是认真，好像主要教授我们语文和数学课，因为是本村，对我们一帮孩子都比较关爱，当然在我们幼小的心里也很喜欢杨老师。有一件事，现在还有些印象，有一次课间，杨老师与我们聊天，我们的一个伙伴直接将杨老师称呼成了“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杨老师对大家的慈爱有加，但也能够严格要求，否则对一帮奔跑于乡间土路上打闹的顽劣小童怎么能够完成启蒙知识的教育。课文是要背诵的，有些没有完成作业或背诵任务的同学会受到打手板的惩罚。小学时我好像没有挨过打手板的惩罚，最大的可能在于自己胆子相对小，老师交代的作业都能按时完成，另外学习也还可以，算是好学生的范畴。
学习方面没有受到老师的责罚，但是其他的教训也是有的。记得比较深的是，小时候的农村孩子不是很讲卫生，尤其是我们一帮八九岁的男孩，有几次上学时忘了洗脸，被老师点名回家洗脸后再来。当时的自己肯定是走出了校门，但是没有回家，而是跑到离学校不远的村西涝池边，趴在池塘边，撩起池水，完成了洗脸的任务后就光荣的返校了。
到了高年级，我的老师是王右民老师。王老师是南长益村人，当时应该有四五十岁，额头突出，身材较高，经常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至于口袋中是否插着钢笔，我没有印象，但是乡村老师所应该具有的特点他应该都具备。据说，王老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我们那片乡村很有名望，可惜的是那时的自己对于书法、写字一点不懂，只知道把自己的功课学好就行。
最后，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名叫王平的老师教我们语文。王老师个子较高，经常穿一身有别于一般农人的蓝色的中山装，文静而儒雅。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教我们学写生字厨房的“厨”字。王老师讲：人在一个“厂”字下，用刀把豆子切成一寸一寸，就是厨房的厨，对“厨”字这样一分解，学生就能记得牢靠。到了大学与来自山东的朱海英同学聊天，回顾过去小学老师的讲写字的趣事，他也讲了他们老师是如何讲碧绿的“碧”字。他们的老师讲“王大娘，白腚帮，屁股坐在石头上”就是“碧”字。这几句口诀，将一个“碧”字讲的足够形象。我想老师能这样教我们学习写字，这两个字的构成不仅当时学会了，甚至于老师当时的讲课内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由于时间关系，小学阶段其他老师的印象都不是很深刻了。说完了老师的情况下边肯定要说说小学时的伙伴或者同学了。
（二）
我们村当时叫做大队，共有五个生产队，全村大概有1300余人。段庄村整体呈现由东到西的长条状，大概有三里多长，地势属于东低西高，东边相对平整，西边的一段村庄夹在一个壕沟中。东边是合义村，西边上坡后继续向西走就到了同家庄公社。
我的同学们一般按照家里的位置分为东头的和西头的。东头的主要是一、二、五生产队，西头的是三、四生产队。当时我们班大概有27个同学，西头的学生主要有亚军、卫平、纪斌、均阁、红涛、红娃、大毛、二毛、增辉以及三队的万刚、明生、军礼、小刚、继宗等；东头及二队的学生主要有升民、广群、云飞、孝信、甲辉、莉芳、晓萍、彬法、红阁等。这些同学都只说了名子，而没有写姓，主要我们村一般三、四队大概都姓吉、而一、二、五队一般都姓雷和白。
同学中首先说一下我的同学亚军。亚军与我同岁，甚至于月份也相差无几，我们又住邻居，所以在没有上学前就在一块玩耍。亚军他爸是复员军人，复员后在大队医疗点担任赤脚医生，是村庄中的知书达理之人。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他妈曾经当过小队的妇女队长。
亚军个子似乎和我基本差不了多少，人也本分、实在，长得较黑，所以大人们有时叫他的外号是“黑老板”。刚进入小学的时候他学习很好。我们两个是朋友，大人关系也很好。因此经常结对打闹，在双方的家里乱窜。
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学前班还是小学一年级，亚军的期末考试成绩很好，当时的语文数学都是一百分。而我的学习成绩也还可以，大概在班里是第五名左右。小孩子的天性都喜欢卖弄，别人问起成绩，得到一百分的肯定有些趾高气扬，回答说语文数学成绩都是“一个筷子两个碗”。让我这个没有得一百分的孩子感受到了学习成绩差异所造成的特有压力。
当时期末考试完，学校有总结，第一名的孩子肯定有奖励。斜对门红涛他爸是大队长，参加了颁奖仪式。可惜的是自己的第五名没有奖励，两手空空，低着头，回到家中，在扣动家门的门环时，碰上了红涛的父亲，他故意逗我，问到：“世栋，你得了什么奖品啊？”真是尴尬至极，幼小的心灵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随后的一年级、二年级，学习上的事，我感受压力还挺大。每当放学时，我从学校回来，还没有进我家的灶房门，就能够看到亚军手里拿着一个烤红薯或者别的东西，坐在我家灶房的门槛上，一边吃着东西，一边给我妈汇报着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无非是他又被老师表扬了，你家世栋又被老师批评了，当时的自己，满满的愤怒，但是又没有办法，现在想来还是好笑。
说完了不愉快，其实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甚至于后来的初中、高中以至于大学，他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在小学时，亚军一直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不过当时可不那样称呼，而是“叫队的”。我负责拿班里教室的钥匙，后来和伙伴们回忆小学生活，他们说我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但我自认为在小学阶段我是我们班“拿钥匙的”。
写完了亚军的故事，紧接着就要说说大二毛的故事。大毛、二毛是弟兄两个，是孪生。当时的大人们很多说分不清大毛和二毛，但我们一点都不会搞错，大毛就是大毛，二毛就是二毛。大二毛的爸爸是工人，在当时的农村就算吃“公家饭”的，他们的母亲在西安三桥一个什么工厂当过工人，后来由于1958年国家下马了很多工程而回到农村。
大二毛家原来住在我家斜对门的老屋，后来划了新的庄基地，搬到了我们村的最西头。他们弟兄两个每天上学时起的很早，一般都要到我家叫我这个“拿钥匙”的，否则进不了教室门。现在还能记得是他们弟兄两个在大冷的冬天，戴着大棉帽，当然当时可能天冷，我们一帮小孩上学时都戴着那种带耳朵，有着长长的人造毛的火车头帽子。他们一般到我家，用手扣动我家门房的铁门环，直接到我家的厨房叫上我，然后一帮人黑灯瞎火的共同去学校。
现在想来，当年的伙伴们为了学习，也是在天不明就从炕上爬起，迎着冬日的严寒，哆嗦着，哈着热气，走到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另外，女同学中还有均阁，她学习也很好，尤其是数学，还是很有天赋，在小学阶段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在我们班级的前列。
在此要说的是，一个小乡村，我们几个都姓吉，其实向上数起来，我们都是很近的本家，据大人们说，我们的上几代，可能都是从那个位于西头巷道中间老屋中分出来的，不过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好的时候称兄道弟，真正惹恼了，也会出口相骂，扯胳臂动腿的拳脚相向。
西头同伴中还有卫平、红涛、红娃等，我们几个不是邻居就是对门，最远也就隔着一两家。卫平他爸是老三届的学生，我们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应该也在四川的一所大学上学，这在当时的农村还是很引人注目；红涛他爸是大队长，他本人比我们也稍大，长得人高马大，据母亲说，在上学前的孩提时代，我和亚军就打不过人家。红娃与红涛家本家近一些，当时学习也都很好。
三队的万刚和我一样，爱看小说，一段时间，似乎大人们都知道我们看的书多。不过主要是一些连环画以及农村所能找到的一些《岳飞传》《杨家将》《呼元庆三上肉丘坟》一类的章回体演义性小说。明生也是三队的，印象深的有两点，一个是他家院子好像较大，在院子里他与他的哥哥按照当时的流行装了一个练武用的沙袋，曾经邀请我一块试打；还有一件事是好像他的母亲一天没在家，一个人用油炸馒头，不小心，热油掉在了脸上，把鼻子的部位烧出了一个小小的疤痕。
以上这些同学主要都是我们所谓的西头的同学。下边再说说东头的同学。
东头的同学大多姓雷和白。
雷姓同学中有升民、广群、甲辉等，他们一帮人其实也都是或远或近的本家。升民家里好像是弟兄三个，家里经济条件在当时不是很好，但他生性豪爽、讲义气加上身体素质很好，可以算是东头同学们的一个“娃娃头”。广群、甲辉其实比我们能大一岁。广群当时个子不高，但在同学中好像也有一定影响力。甲辉是我们队甲斌叔家的外甥，为人也很好。印象较深的是，好像他原来班上有一个女生叫艳阳，艳阳她爸是我们县城水利系统的一个领导，当时的农村孩子，有一个在外边工作的父母，条件一般都相对好一些，穿的衣服较好，收拾的相对也干净，就成了学校里的校花。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一帮孩子，硬是将甲辉和艳阳两个拉扯到一起，说他们两个是“甲辉加艳阳”。
白姓同学中有云飞、孝信等人。云飞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又属于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们心里都知道，他在家里比较受宠爱。他的名字，我一直认为起的好。他姓白，叫云飞。白云在飞，多有诗意。而且，在人名中一般很少用动词，而他的名字中就有动词。孝信同学在我们这帮同学中为人忠厚。后来结婚又早，因而他家后来成了大家经常集会的地方。
写了这么多同学，男同学居多，其实女同学也是有一些。小学时的女同学主要有莉芳、晓萍、均阁、向丽、雷红阁、吉红阁等人。
莉芳是我们班主任杨老师的女儿，她的父亲当时在我们县上的供销系统工作，家里条件较好，另外由于我们杨老师是公办教师，所以莉芳自生下来就是“商品粮”，与我们一帮农村孩子自是不同。晓萍家与莉芳家都属于东头的孩子，住的也不是很远，应该都在我们村东的涝池周围。晓萍的父亲也是老三届，与卫平他爸一样原来学习都很好，据大人们说他们两个当时都在西安市上的高中。只是，毕业以后都回到了农村。晓萍的父亲回农村后进入了供销系统工作，也算是村里在外有公干的人。莉芳和晓萍家住的近，经济条件又都较好，因而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形影不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好的闺蜜。两人穿衣打扮比我们农村孩子应该相对光鲜，收拾的也干净整洁，可以说是我们的班花。另外，她们两人学习都很不错，经常考我们班上前几名。
莉芳的母亲是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在农村是文化人，也是读书人。我现在印象较深的还是她从家里给我拿来的《上下五千年》，这样的书籍在当时的农村还是很少见。在书中，我知道了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故事，也知道了唐太宗李世民勇于纳谏的故事。
前边说过，晓萍的父亲是西安市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又在供销系统工作。她们家也有一些书籍。我记得她从家里借给我的书当时有一本是《十月》，我拿回去后，由于当时知识所限，看不太懂。但是让我一个小学生知道的是，还有一类书籍我当时的文化程度下是看不懂的，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才可以阅读。说到书籍，还有一些事情值得回忆。我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为我订阅了《苗苗》杂志。应该是一本小学低年级的读物，具体内容已记不清楚。晓萍的家里给她订了一本《小朋友》杂志，我经常从她那里借来阅读。有一次，我把她的《小朋友》杂志拿回家，阅读后，拿在手上在去学校的路上碰上了红涛，他追问我借的是谁的书，我告诉了书的主人是晓萍。淘气的红涛就取笑我怎么能借人家女孩子的书看，当时的自己还是很不好意思。
莉芳、晓萍关系很好，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当时家中应该买了录音机。印象中，小学时我们也有音乐课，老师一般都是教一些《洁白的雪花飞满天》《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传统歌曲，而当年的一些流行歌曲，一般都不教授。我们上小学有段时间，陈琳的《回娘家》、朱明敏的《熊猫贝贝》歌曲很是流行，她们两个在家听磁带，自学成才。后来在音乐课或者是课间休息时给我们演唱了一下，让我们感到很是惊奇。
再说说均阁，她一直学习很好。上完小学后，在高中跟着她爸在合阳县城读了中学，后来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到庆安公司，后来在上海工作。向丽、吉红阁、雷红阁读完小学，好像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高中，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也都出嫁到附近的村庄。
（三）
农村的小学生，离农业劳动最近，一边学习，一边都帮着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路。
在我印象中，应该在二、三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带着我们一帮小学生，到收割后的麦田捡拾麦穗。天气很热，老师走在前边，我们一帮学生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拿着各种各样的篮子，带着逃离教室的欢快，奔向广阔的田野。
当时应该还是生产队，大集体收割过后的麦田裸露在初夏的阳光下。我们一帮同学，撅着屁股，手快眼亮，欢快的捡拾着遗失于麦田的麦穗。收工时，尽管大家很累，但是每人都有收获，可能也在幼小的心里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印象中，整个夏收我们班捡拾了很多小麦穗，后来好像还给每人分了几斤小麦作为奖励。
到了三四年级，我们就有了到打麦场站岗的资格。当时，我们生产队的打麦场离我们的家不太远，就在我们家院子后边的窑洞上面。能够记得的是我和增辉两人，每人拿着一杆红缨枪，每天尽职尽责的站在由村庄进入打麦场的路口，按照要求检查着进打麦场工作的人们。不允许抽烟、不允许带火种到打麦场是我们重点的关注事项。现在还能想起当年三夏期间，火辣的太阳、忙碌的人们龙口夺食的场景。
打麦场站岗的工作，好像就发生在四年级的夏收期间，当年完成站岗任务后，生产队队长还给我和增辉每人发放了一些小麦作为补助。
说完劳动，再说说作文竞赛的事情。
我们小学大概在三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当时人们的理解，包括我所受到的教育，学习的关键就在于可以写出好文章，谁的文章好，谁就是文曲星下凡。
一般写作文肯定都是先学写记叙文。题目不外乎《一件小事》《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理想》等。小学阶段我比较喜欢看课外书，因此，作文对于我来说不算太难，由于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心里还是有一些喜欢，也在自己的心里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成为一个作家。说到作家梦，我怀疑大多数学生都有过这一份梦想。
回想小学时候的作文，我写过《我们家的小闹钟》，无非就是：圆圆的身子上有两个又明又亮的大铃铛，每当我要上学时，它就“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最让我尴尬的是书信的写作，题目是《给XXX的一封信》。同学们有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有的亲戚在外地工作，而我们家根本没有外地工作的亲戚或朋友，实在是让我这个当年的小学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的书信到底写给了谁，现在已无法记起，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孩子，我的见识就限制于当年的同家庄公社范围。
在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县教委发出了开展小学作文竞赛的通知。学校接到通知，就开始准备。当时的班主任王右民老师在我们班上进行了初步筛选，最后推荐我和晓萍参加当年的作文竞赛。竞赛前，老师给我们分别拟制了一些题目，让我们练笔。我父亲当时对我的学习很是重视，针对我写的几篇习作不仅自己提出好多意见和建议，甚至于还专门找到我们村在同家庄初中担任教师的王海乾老师帮我修改。
当时的自己在老师的教导下可能也大概知道作文的结构与遣词造句，总之，小学生该知道的作文技巧应该知道一些。另外，在我们写习作的基础上，王右民老师也给我们两个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1985年是第一个教师节，因而王老师估计作文竞赛的题目肯定与教师节相关，针对教师节为我和晓萍写了范文让我们背诵学习。
在我印象中，王老师给我写的范文较长，自己感觉主题不是很突出，给晓萍写的范文短，但重点突出，用词相对讲究。我的小心思是王老师偏向晓萍，给她写的范文好，回到家里给父母一个劲的叨叨，说到最后，好像自己很委屈，竟然在被窝里哭了起来。而委屈的最大原因就是老师给晓萍写的范文比我的好。现在想来，一个是当年自己的淳朴与真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好强与认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文竞赛的时间还是到了，竞赛地点在同家庄中心小学。儿子要到镇上参加作文竞赛，我的母亲还是很重视，给我发了五毛钱的盘缠。
去竞赛的路上，王老师推着他的自行车，我和晓萍两个跟在后边。师生一行三人，沿着乡村通往乡镇的土路，一边走一边聊天，快到镇上了，王老师问我：“世栋，你妈给你带钱没有啊？考完试你准备掏多少钱请老师吃饭啊？”自己怎么回答的现在已经忘了，但是有攥在手心里的五毛钱，我想我还是很有底气的。
作文竞赛在开考和闭考的铃声中完成了，我们两个也结束了最为重要的作文竞赛。作文竞赛的题目正如王老师的推测，就是《教师节》，直至今日，我还是要感谢当年的老师对我们学习方面兢兢业业的付出以及他们在那么艰苦环境下对于教学工作的坚守。
考完试，王老师带着我和晓萍，来到了同家庄镇上，自掏腰包请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踅面。当时的一碗踅面具体多少钱，现在已不清楚，但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还是让人感激。
回家的路上，我记得是我推着自行车，当时自己好像还没有学会骑自行车，感觉推自行车挺困难，具体表现就是，推着自行车慢不下来，似乎是自行车逼着自己往前走。
多年之后，我已是百良中学的高三学生，学校在周内安排晓萍到我家给家长送一份资料。周末回到家，我问母亲资料是谁送来的，母亲回答，“就是你小学作文竞赛的时候，把你气哭的那个村子东头女孩送来的”。
岁月匆匆，犹记得，路边的庄稼长得正是旺盛，推着自行车的老师和跟在其后的两个参加作文竞赛的小学生，夕阳下小路悠长、鸟鸣声声。
我的小学岁月，起始于1979年上学前班，1980年9月上小学一年级，在1985年7月结束了小学学习。我们的村庄本身不大，小学同龄人也不是很多，当时的班上可能就十七八名学生。1985年，我和同学一起来到了同家庄初级中学，开启了我的中学生活。
作者简介：吉世栋，陕西合阳人，就职于国企，喜爱阅读与思考，关注持续成长，感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