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童年
7. 大学
姚远家有一盏煤油灯。
那是家里最金贵的家当之一，比那头瘸腿的老黄牛还让人宝贝。铁皮打的底座，磨得发亮的玻璃灯罩，灯芯是母亲用棉线一根根搓出来的，细得像发丝。煤油贵得离谱，一块钱一斤，是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开销，父亲平日里总把灯芯挑得很短，火苗缩成一小团昏黄，只够勉强照亮桌面，能省一点是一点。
只有两种情况，这盏灯会亮得久一些：一是父亲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二是父亲教姚远认字的时候。
姚远从五岁起，就跟着这盏煤油灯的光认字。不是父亲刻意安排的，是他自己凑在桌边，天天看父亲在作业本上划圈、打勾、写评语，看久了，忍不住伸出小胖手，指着本子上的字问：“爸，这是啥？”
父亲放下手里的红笔，把他抱到腿上，指着那个字：“这是‘天’。”
“那个弯弯的呢？”
“那是‘地’。”
姚远仰起头，望了望头顶黑乎乎的屋顶，屋顶挡着了天，什么也看不见。又低头踩了踩脚下的泥地，踩上去软乎乎的，沾了一脚灰。
“天和地，就是这个世界。”父亲的声音混着煤油灯的火苗声，轻轻落在他耳朵里。
那是姚远认识的第一个词。天地。
后来，他又认识了“山”、“水”、“田”、“土”。这些字他都见过——山就在窗外，连绵着望不到头；水在河谷里流，哗啦啦淌着；田在村子周围，种着荞麦和玉米；土就在脚底下，一抓一把湿润的泥。他觉得认字是世上最神奇的事：那些弯弯曲曲、横平竖直的笔画，居然能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乖乖装进一张薄薄的纸里，不用跑不用看，翻一页纸就能知道山在哪、水在哪。
再往后，父亲开始教他更难的字，教他组词，教他理解意思。
“这个字念‘远’。遥远的远。你的名字。”父亲在草纸上写了个“远”字，走之底托着上面的“元”，像一个人迈开腿，在路上走。
姚远盯着那个字，小手指在桌面上跟着比划：“为啥我叫远？”
父亲没马上回答，他伸出粗糙的手指，把灯芯又挑了挑。火苗猛地窜高一下，玻璃灯罩上熏出的一圈黑烟被照得更清晰，屋子里瞬间亮了些，连墙缝里的泥渣都看得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窗外的山风听了去，“这大凉山的山太大，村子太小了。你得走远点，走出这山坳，走出这沟谷。”
“去哪儿？”姚远眨着眼睛，小手攥着父亲的手指。
“去——穿皮鞋的地方。”
姚远脑子里立刻闪过那天在乡政府门口看到的画面：黑色的皮鞋，亮得反光，鞋面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泥，像刚从盒子里拿出来一样。他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解放鞋，鞋头破着洞，脚趾头露在外面，沾着泥垢。
“穿皮鞋的地方，远不远？”
“远。”父亲的回答很肯定。
“比县城还远？”
“比县城远。”
“比大城市还远？”姚远追着问，眼里满是好奇。
父亲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沉，不像平时教他认字时的温和，里面藏着姚远看不懂的东西——不是难过，也不是疲惫，是一种沉在水底的、被压了很多年的心事，像河谷里那些被水泡了几十年的石头，表面磨得光滑，敲开来却是硬邦邦的硌手。
“很远。”父亲又说了一遍，“但你能走到。”
姚远用力点了点头。在他心里，父亲说的话就是真理，父亲说能走到，就一定能走到。
有一件事，姚远记了一辈子，直到很多年后，每次想起，心里都会泛起一阵温热的酸。
那天语文课，父亲教“未”和“末”两个字。两个字长得太像，一个横短下长，一个横长下短，父亲在黑板上写了又写，比了又比，站在讲台上讲了十几遍，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涌出去玩耍，他还留在黑板前，反复比划着。
姚远趴在课桌上，看着黑板上的两个字，心里总觉得绕不过来，等同学们都走光了，他小跑上讲台，拉了拉父亲的衣角：“爸——姚老师，这俩字为啥长得这么像啊？”
父亲蹲下身，和他平视。他的膝盖因为常年教书、种地，早已有些弯曲，蹲下来时，发出轻微的“咔”声，却毫不在意。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姚远的头，指尖带着粉笔灰的温度。
“因为意思也像，也差一点点。‘未’是还没有，是开头的前面；‘末’是最后了，是结尾的后面。”父亲的声音很轻，“就差那么一点点笔画，可差的意思，却差了很远很远。”
姚远似懂非懂，不太明白“开头”和“结尾”的区别，也不明白“差一点点”怎么就“差很远”。但他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差一点点，就差很远。
后来他走了很多路，经历了很多事，高考时差一点落榜，求职时差一点错过机会，人生里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遗憾，他都会想起父亲蹲在黑板前的样子，想起煤油灯下那两个小小的字，想起那句沉甸甸的叮嘱。
他走了很远的路，翻了无数座山，可始终记得，他的人生，是从这一盏煤油灯下的这几个字开始的。
又是一个夜晚，姚远趴在桌边，托着腮帮子看父亲批改作业。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烟灰落在作业本上，父亲抬手轻轻拂去，继续低头写字。他的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在田里插秧，每一笔都落得很稳，像是在给每个字都赋予力气。
“爸，你为啥要当老师啊？”姚远忽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父亲没抬头，手里的红笔划过纸面，留下一道鲜红的痕迹：“因为会认字。”
“会认字就能当老师？”
“能。”父亲放下笔，哈了一口热气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大凉山里的冬天，屋子里比外面还冷，“在这大凉山，会认字的人少，能教书的人更少，你爸算一个。”
姚远歪着脑袋想了想，又问：“那你为啥会认字啊？谁教你的？”
父亲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头，目光落在煤油灯上，玻璃灯罩上的黑烟痕映着灯光，晃出一圈模糊的光影。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久到姚远都快困了，他才缓缓开口。
“因为你爷爷。他逼着我读的。”
“爷爷不是种地的吗？咋还会让你读书？”姚远满脸疑惑，在他眼里，村里种地的男人，都只会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说闲话、抽叶子烟，没人会看书、写字。
“是种地的。”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怀念，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但他知道，种地的人，也得有脑子，不能一辈子只靠力气吃饭。种地靠天，靠力气，也靠识数、认字，知道啥时候播种，知道啥时候收粮，知道咋算收成，咋跟人打交道。”
姚远似懂非懂，却清楚记得，父亲跟村里别的男人真的不一样。别的男人傍晚回家，倒头就睡，呼噜打得震天响；父亲却要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教他认字。别的男人聚在村口抽烟，说“读书有啥用，还不是种地”；父亲却总坐在床边，摸着他的头说：“咱家穷，但不能穷脑子。脑子空了，人就完了。”
父亲还说过一句话，姚远记得清清楚楚，刻在心里：“得上大学。”
“爸，大学是啥啊？”姚远追问，他听过“大城市”，听过“县城”，却第一次听“大学”。
父亲手里的笔顿了一下，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小小的墨点。
“大学，就是最大的学校。”
“有多大？比村子大吗？”
“大。比村子大，比县城大，比咱们见过的任何地方都大。”父亲的目光望向窗外，像是透过那层黑黢黢的山，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比大城市还大？”
父亲想了想，摇了摇头，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大学不在大小。大学是——读书人去的地方。是能学最多东西、见最大世界的地方。”
“读书人”这三个字，像一道光，一下子亮在了姚远的脑子里。他看着父亲写字的样子——背挺得笔直，坐在桌前，脊背不像在田里干活时那样佝偻，神情专注又沉静，像换了一个人。这个样子，就是“读书人”的样子。
“你去过大学吗，爸？”姚远仰起头，眼里满是期待。
父亲没有回答。他放下笔，又把煤油灯的灯芯挑了挑，火苗跳了一下，亮了些，却很快又暗了下去，像是被什么压住了。
“没有。”他说，声音轻得像一缕风，一吹就散。
“为啥不去啊？你不是能当老师吗？”
父亲沉默了。屋子里只剩下煤油灯的“滋滋”声，和窗外山风掠过树叶的沙沙声。姚远等了很久，久到他以为父亲不回答了，父亲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压了很多年的沉重。
“因为没考上。”
没考上？
他不知道考什么，不知道要考什么才能去大学，也不知道为什么没考上。但他听出了那三个字里的东西—— 一种沉在心底的遗憾，像地里埋了很久的石头，平时看不见，可犁耙翻到的时候，会硌得人心疼。
“那大学里学啥啊？”姚远没再追问没考上的事，转而问起大学的样子。
“学很多东西。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化学、物理……”父亲掰着手指，一个个数着，眼里闪过一丝向往，“语文教你读遍天下文，数学教你算清世间理，地理教你看遍山河貌，历史教你懂透过往事。”
“地理是啥？”
“地理就是——这个世界长什么样。江河湖海在哪，高山平原在哪，城市乡村在哪，风从哪来，雨往哪去。”
“历史呢？”
“历史就是——这个世界以前长什么样。以前的人咋生活，以前的城咋建，以前的事咋发生，一代又一代，都记在历史里。”
姚远眨了眨眼睛，忽然笑了：“那学了地理和历史，是不是就知道这个世界以后长啥样？”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是一种姚远很少见到的笑，不是对着学生时温和的笑，不是对着母亲时腼腆的笑，是一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热乎乎的笑，把他脸上的皱纹都照亮了，像山涧里透进来的一束阳光。
“也许吧。”父亲说，“也许学了足够多的东西，读了足够多的书，就能看到以后，就能知道路往哪走。”
“那我要上大学。”
这句话从姚远嘴里说出来，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停顿，像是在心里想了无数遍，终于在这一刻说了出来。
父亲看着他。煤油灯的火苗在两人之间晃了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个高大，一个瘦小，都瘦瘦的，像两棵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野草，顽强地立着。
“好。”父亲只说了一个字，声音却格外坚定。
顿了顿，他又低声补了一句，像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叮嘱姚远：“别像我。”
姚远没听清，凑过去问：“啥？”
“没啥。写字吧。”父亲把面前的作业本翻过来，在空白页上工工整整写下两个字，一笔一划，写得极慢，像在雕刻，又像在田里插最规整的秧苗。
大学。
两个字端端正正地落在纸上，横平竖直，没有一点歪斜，在昏黄的灯光下，透着一股倔强的劲儿。
姚远拿起铅笔，学着父亲的样子写。第一遍，字歪歪扭扭，像山里乱跑的小蛇；第二遍，还是不端正，笔画轻重不一；第三遍，手心里出了汗，铅笔打滑，在纸上擦出一道黑印子，把纸都擦破了。
“慢慢来。”父亲伸出手，把着姚远的小手，一起握着铅笔，一笔一划地写。
父亲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满是茧子，是常年种地、教书、磨豆腐磨出来的，摸起来扎扎的。但那双手握着他的小手的时候，却很稳，很轻，像是怕把他的手指捏碎了，怕把这两个字写坏了。
“大学。”父亲又念了一遍，声音温柔。
姚远跟着念：“大学。”
那天晚上，姚远在本子上写了二十遍“大学”。
写到第十遍的时候，字终于不歪了，有了点样子；写到第十五遍的时候，他能一笔连贯写完，不再断断续续；写到第二十遍的时候，他把本子举到父亲面前，眼睛亮晶晶的，带着期待：“爸，行不行？”
父亲看了看，点了点头，嘴角扬起一抹笑意：“行。比爸写得好。”
姚远把本子小心翼翼地合上，塞进书包最里层，像藏着一件稀世珍宝。那是他的第一个“大学”本子，是他对远方的第一个承诺。
躺到床上时，煤油灯还亮着，父亲还在低头批改作业，昏黄的光从灯罩里漏出来，在屋顶上投下一个圆圆的光圈，像一轮小小的月亮。姚远躺在被窝里，看着那个光圈，眼皮慢慢沉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梦里，他去了一个特别大的地方。
那里有很高很高的楼，比山里的山还高；有很宽很宽的路，比河谷的河面还宽；有很多很多的人，走路很快，脚步轻快，像有什么在后面追。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的皮鞋，亮得反光，鞋面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泥。
他也在走，走得很快，脚上也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和别人一样，不沾泥，不沾灰。可他不知道路往哪走，站在路口，看着身边匆匆的人，心里忽然慌了。
他醒了。煤油灯还亮着，火苗轻轻跳着，父亲还在桌前写字，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爸。”姚远轻声喊了一句。
“嗯？咋了？”父亲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大学在哪儿啊？”
“在很远的地方。比县城远，比大城市远，在山的那边，河的那边。”父亲的声音很温和。
“去了大学，就能找到路吗？就能知道往哪走了？”
父亲放下笔，站起身，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他。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深，像大凉山山间的沟壑，一道道，藏着岁月的痕迹。
“去了，你就知道路在哪儿了。”
姚远点了点头，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蒙过头顶。被子里有太阳的味道，是母亲白天晒过的，暖烘烘的，很安心。他闭上眼睛，在那股温暖的味道里，慢慢睡着了。
这一次，他没有做梦。
窗外的山还是那些山，黑黢黢的，一座连着一座，像一堵厚厚的墙，挡在眼前。但姚远知道，那堵墙的后面，有东西在等他——是大学，是穿皮鞋的地方，是父亲没去过、他一定要去的世界。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要走多久，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困难，可他心里清楚，它就在那里，等着他。
煤油灯的火苗最后跳了一下，灭了。
屋子里一下子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窗外的山风，带着夜色的凉。
但姚远心里的那盏灯，亮了。
那盏灯，是父亲写的“大学”，是母亲晒过的被子，是山里永远望不到头的路，也是他心里，永远不灭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