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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波峰与波谷》第1-4章
夏商周的国家，有的学者称为“方国”，也有的称“王国”。“方国”之“方”，显示了那些形成了“国”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王国”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王”，存在着王权的情况。
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若干骑马民族出现过若干以严酷著称的首领，但不好说那是一种“专制体制”吧，因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组织。
理性化了的行政还是官僚组织之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之一：皇帝个人的为所欲为，不能过分损害理性行政，他不能自拆台脚。宰相所谓“相权”的背后，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对自主性。一些时候官员在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在皇权与不同政治势力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变态”，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是秦汉遗留下来的如下政治遗产：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和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由此，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南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士族门阀政治是中古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而在田先生看来，以“门阀与皇权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变态一回归”的叙述模式，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常态”的问题。“常态”、“变态 " 、“回归”这些概念，为人们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启示。
。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缋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连续性，几乎是举世无双的，它显示了吸收异化因素的巨大能力，历经变迁而保持着其基本特征和深层结构。
而 21 世纪的“中国崛起”，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等等却暗示，近代的变迁和转型，也可能是一种吸收现代因素或消化异质因素的自我更新过程，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一个 3.0 升级版。是否真会如此呢？这反过来为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即通过对其漫长进化中的常态、变态、周期等等的考察，来探索其“连续性 " 的秘密。
井田制本来具有“公”的性质，在其之下，农民个人对土地的私权是极不充分的；私权观念的淡薄，大大减小了国家实行授田制的障碍。汉代的农民终于获得了土地的私权，可这时他们作为编户齐民，早已习惯强大的国家权力，习惯国家对之的人身支配和对其生活的直接干预了。战国变法的主旋律是“法治”，这“法治”不是现代法治，而是“以法治民”的意思，其内容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周代的宗法贵族政治，还有浓厚的“礼治”意味。什么是“礼治”呢？“礼”源于“俗”，即小型原生社会的各种礼俗。在缺乏社会分化的原生社会中，通行的规范是“日用而不知”的礼俗。
但“法律神授”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在这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渊源。立法、司法、军权、财权等大权，皇帝一手抓。秦始皇事必躬亲，“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天批阅公文有定额，不达定额不休息。后代的皇帝，像秦始皇那么勤政的还真不算多，可秦始皇“亟役万民”，也造成了“天下苦秦”的局面。
在昭帝、宣帝后，太子太傅、少傅往往选任硕儒名士。太子宫中的官职设置，是与朝官相比拟的，宛如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朝廷。比如太子率更令，职比光禄勋；太子家令，职比大司农、少府；太子仆，职比太仆；太子门大夫，职比中郎将；太子中庶子、庶子、洗马、舍人等侍从之官，职比恃中、郎中。太子侍从往往用官贵子弟或名士担任，由于他们跟太子亲近，未来仕途是很光明的。
庞大的官吏队伍，是皇帝“家天下”的屏障、治天下的臂膀，他们的权益，皇帝不能忘在脑后。按东汉学者桓谭的记述，汉宣帝以来，朝廷每年赋敛 40 余万万，“吏俸用其半”，国家赋税的一半用来养官儿。丞相月俸 350 斛，相当 28 家农民的全年收入之和；最低的佐史月俸就只有 8 斛了，丰薄相差 43.75 倍。除俸禄外，高官还经常得到巨额赏赐。东汉的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 20 万，牛肉 200 斤，粳米 200 斛。低级吏员俸禄虽比较微薄，但他们可以贪污受贿，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所谓“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
王朝依照官爵高下，向官员授予各种特权。例如六百石以上官吏，拥有免役权，二千石以上官吏拥有任子权，即任职三年后，可使子弟一人出仕为郎；六百石以上官吏，还拥有“先请”权，即犯罪后不能径直绳之以法，司法机关须先向皇帝请示，得到特批方能治罪。五大夫以上爵位及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在有罪枸系而应加械具时，皆“颂系”，即免其械具之苦。法家“不分亲疏，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政治理想，到了现实中就走了样。相权之所以能构成一“权”，是因为官僚机器是有其自身运作规则和行政自主性的；皇帝不该为所欲为，破坏那些规则，不应自拆台脚。这就是“相权”的根据。好比你已雇了司机开车，就不好动不动就抢方向盘。汉初的相权比后世大多了，还没像后世那样被分割和弱化，但汉武帝的压制，已使之初步纳入“正轨”了。皇帝绝不允许相权大到分割皇权的程度，作威作福、予取予夺的只能是皇帝自己。丞相权力趋于低落的同时，中枢体制也开始变化、开始复杂化了，表现在侍从议政、尚书参与机密、权臣领尚书事、将军辅政或外戚辅政等制度之上。
周代爵级和稍食本是一元性的；战国秦汉出现“爵一秩体制”，其基础是传统贵族政治和新生官僚政治的二元性；而随宫僚政治日益成熟，这种二元性逐渐淡化了。
宦官、外戚专政并不说明皇权衰落，还是看成皇权的旁落为好。因为，宦官、外戚终归要依附于皇权而存在，是由皇帝专制滋生出来的。东晋南朝皇权衰落，外戚和宦官便同时消沉下去了，因为低落的皇权滋生不出外戚、宦官专权的现象。但宦官和外戚也有不同。外戚专政，较多反映了早期政治的“家天下”特性，在帝制后期就越来越淡化了；而宦官专权则纯粹是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在后世往往而有之，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唐、例如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