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倾听科学家私底下的随兴闲聊，会听到一些八卦消息，例如某人将搬迁到某处去的传闻、及大叹研究经费取得不易等等。但换个场合，他们会声称科学的理性，并且照例表示反对政客，有时还会对于有点软的艺术和人文话题，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把科学的理性思维应用于治国，全世界的问题和争议或许就此一扫而空了。
这些言谈可视为科学家自私的兄弟情，我们在此先不谈。其他有大半的谈话内容，透露出原始而有瑕疵的世界观，一种把文化与政治系统横切的谬误见解。然而我们不确定柏拉图是否会同意由这些庸俗的科学家来担任哲学家皇帝，这是些现代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已显现出，柏拉图对所谓理性的天真信仰。
现代科学是西欧一项成功的社会发明，而且这项成功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它是能有效获取世界上各种可靠知识，并用来改造世界的大事业。居于这桩事业核心的是：对大自然和我们关心的现象，做仔细的观察。例如科学家会去探寻使泰尔紫呈现颜色的分子，或是探究如何修改这个分子，以达到更鲜亮的紫色或蓝色。
在科学家的世界，复杂的事物都经过分解而简化。这和把事物数学化的过程一样，也就是所谓的分析（当然不是指化学上的）。无论是在发现或创造的过程中，科学家通常会先设定研究范围，以便从中获得复杂和令人惊讶的结果。而且无疑的，在这种范围里，分析法是可行的。科学家从分析当中获得泰尔紫中所含的染料，有特定结构的解答，所以被关起来的猫熊繁殖能力受限也必有原因。
科学家承认，能观察到的因素或作用，或许是由好多个因素造成的；但是不管这些因素有多复杂，总有受过完善训练的聪明科学家能把它分析、解开；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再以全世界共通的语言（不流利的英语）相互交换信息。
让我们把这个小心构筑的科学家世界，和情绪上偶然的实际表现，或人类的风俗习惯互做对比。试问，年轻人的窃盗习惯可有唯一的原因？为什么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或在前南斯拉夫，会出现手足相残的情形？浪漫的爱情可有什么逻辑？我们是否应有分秒不差的行动时程表？
我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有许多事物很难用简化的（或甚至是复杂的）科学分析来处理。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事实上都倾向于透过伦理与道德的辩论，来取得正义与同情。清楚陈述问题的症结、变通办法和后果是有用的，就像在有时漫无目标的争论中，会出现道德立场的对话，而人们可以藉此痛快吐露真言。正是这种宣泄，使参与式民主政治得以运作。科学家宣称任何问题都有合理的解答；但事实上，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并不能用科学家主张的方式解决。
在我的经验里，科学家多倾向于凡事应有和平理性的主张。因为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上，仔细分析的方式行得通；而且他们对我们生存的世界充满的复杂性，感到迷惑甚至伤心，所以他们天真的追求一种梦想，相信人类的紊乱情感和所有行动，都是受某些理性原则监控，而这些原则仍有待发现。
令人好奇的是，想必会遭科学排挤的宗教，竟然也提出类似的（但让人很不满意的）世界观。科学家倾向用黑与白来看待这世界，希望那些在真实生活里无时无刻不闯入我们意识中的灰色地带，消失不见。而且，只要真实世界里的实行者和制造者（其中最糟的那些，我们称为政客），肯听从我们的想法，这个世界就会朝正途发展。
不过，迩来我们已亲眼目睹一个支持科学家或技术官僚来经营世界的梦想破灭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管它征服的是哪种文化（苏俄、中国或古巴），马克思主义不仅证明了它在经济上行不通，也证明了它会导致无尽的腐败贪婪，证明它已诱使公正社会的基础核心堕落。
科学家并不喜欢听到这种论调，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科学的社会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预言了某种社会科学的到临。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将无止境的进步与发展的神话为动力，而由人类以改造大自然的能力来改造社会，铸造梦幻国度。
这么说来，要是科学家不去治理这个世界，那该立身何处呢？就公子义看来，科学家最好不要从政，但是仍然致力与闻政治。如此，他们就会受到激发，发出理性之声，对大众提出睿智的忠告，并对日渐不合理的做法施以反击。他们的能力恰好能扮演好这种角色。但是若由科学家掌权，公子义认为科学家那种以为只有自己才具备理性的傲慢态度，很可能导致他们不自觉的逾越分际。
公子义知道自己把实际的情形夸大了。其实，如果要说科学家有什么不对，应该是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得不够。一旦他们走入政治舞台，也许并不比其他从事政治的人好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
举例来说，法国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从政的传统，例如从拉札尔．卡诺和他的孙子萨迪．卡诺（热力学第二定律创始人）一直到我的博士后研究生德瓦盖（曾任法国教育部长）。再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缺点或成就，也不该归因于她的化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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