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此文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
【原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名家评价】
钟嵘《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此愤宋之说也。事在太元中，计太元时晋尚盛，元亮此作，当属晋衰裕横之日，借往事以抒新恨耳。观其记曰“后遂无问津者”，足知为追述之作。观其诗曰“高举寻吾契”，盖以避宋之怀匹避秦也。避秦有地，避宋无地，奈之哉？篇内曰“无论魏晋”，而况宋乎？曰“皆叹惋”，悲革运之易也。曰“不足为外人道”，叹知避之难也。渔人事或以为神仙，东坡以为隐者子孙，此俱不必辨，元亮之意总在寄托，不属炫异。
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五：起借黄、绮作证，生一恣态，使若实有此事。然中段极力摹写，境地不恒，总不欲似俗中耳。“桑竹”十字，字字生动，“草荣”四句有作意，“怡然”二句见本怀，深嫉智诈也。
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卷七：公罢彭泽令，归赋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盖心无一累，万象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桃源人要自与尘俗相去万里，不必问其为仙为隐。靖节当晋衰乱时，超然有高举之思，故作记以寓志，亦《归去来辞》之意也。
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公盖厌尘网而慕淳风，故尝自命为无怀、葛天之民，而此记即其寄托之意。如必求其人与地之所在而实之，则凿矣。
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渔人姓黄名道真。一路叙其景物，都是异境，纯古风味。寄慨遥深，悠然神远。太守姓刘名歆。结更悠然。
方东树《昭昧詹言》：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真且实。
尤侗《西堂杂俎》三集卷三《苍梧词序》：文生于情，情生于境。
林昌彝《砚桂绪录》卷七：《桃花源记》称南阳刘子骥。案《晋书·隐逸传》，“刘之，字子骥，南阳人。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涧水南有二石囷，水深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陶柴桑盖有感于此事，特寓之桃源耳。
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卷六，桃源之事，古来说者不一。东坡诗云“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是信其有也。而昌黎云“桃源之说诚荒唐”，则又疑其无也。余窃谓靖节先生不应凿空妄语，意诗中所谓高寻吾契者，亦与自谓羲皇上人同其寄托耳。矧男女耕作，秋熟春蚕，依然寻常日用之事，岂与游仙轻举者同日而道哉！
刘熙载《艺概·书概》：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
龚望《陶渊明集评议》：林西仲曰，不曰“勿为”，而曰“不足为”，以此中之乐非门外汉所知，言之无益，不是戒令勿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