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卞之琳的诗作《断章》，读过它的人众多，知道他写给谁的却寥寥。
这首诗的目标读者，其实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民国才女张充和。
张家是合肥的大户人家，张充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曾历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父亲是创办乐益女中的民初教育家张武龄。
据张充和回忆，家里的田产多到难以用「亩」来衡量，只看每年播了几千担种子。正是因为偶然听张充和讲起自己的家世，金安平才对张家历史产生了兴趣，起了写作《合肥四姐妹》一书的念头。
金安平与丈夫史景迁是张充和的旧交，一次共进晚餐的机会令金安平对张家的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金安平在张充和的介绍，以及史学家谢尔曼·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柯必德（Peter Carroll）、艺术史家白谦慎等友人的帮助下，阅读了诸多珍贵资料，才得以将近百年的民俗风情和宏大的社会历史透过张家族史渗透出来。
金安平从茫茫历史选取张氏一门的历史进行探究还原，就像在历史无路处踩踏出歧路幽境，又像在芜杂蔓生的荒园中搭建回廊，这自然有助于今人了解当时时代的寥廓风景，也会促使我们倾听那个时代人们跳动的内心。
01.
小妹充和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
在四姐妹当中，张充和作为这本书的启发者，成为了金安平投入最多关注和最想了解的一个。她了解到，充和自幼就与众不同。在姐姐们眼中，充和不仅写诗最有灵气，欣赏艺术的眼光也很独到。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她从小接触到的不同于姐姐们的生活环境与教育。
充和的母亲陆英为张家先后生下四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在生下第四个女儿充和后，她终于在难以承受的繁重家务、照顾婴儿的辛劳以及「开枝散叶」的压力下，将四女儿充和过继给了充和的养祖母识修。
养祖母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本是肥东人，后来因家里包办的婚姻嫁到了肥西。充和过继到养祖母家中后，每日接受专门请来的几位塾师各具特色的悉心教诲，其中一位就是著名考古学家朱谟钦。
充和在童年时期很少有同龄人为伴，因此逐渐养成了独处的习惯，独立的工作方式、思维模式以及宁静的气质。
不过，张充和在童年时期曾经有过两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仆人的孩子，名叫「大宝」。大宝将充和当男孩子看待，相互打闹毫无顾忌。不幸的是，这样的友谊却只持续到了大宝14岁那年。当时大宝到充和家拜年，一见面给充和磕了个头。充和真是像鲁迅见到成年闰土时一样，又气又伤心，心里只想着「不该长大了」。
张充和这粒追求「平等」的种子一直埋在心底。她不仅喜欢与仆人的孩子游戏，还欣赏所有敢于无视等级身份的人。张充和曾经雇过一个苗族女孩帮助自己打扫、做饭。她说，这个女孩最吸引自己的地方就是：
「她不会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也没把自己看成下人，这和高干干她们很不一样。」
此外，张充和还有着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喜欢讽刺，这两点集中在一个女孩子身上，稍不留意便容易发展成为尖酸刻薄。
好在养祖母很早就发现了充和的天性并进行教导，加之后来书香气的熏陶，充和这样的天性才终于保持为一种精锐独到的见地。
张充和平日里很喜欢说俏皮话和双关语，对外的评价也是「诚实」得惊人，人称「铁口张」。就连在学生和朋友的眼中是沉默寡言的大诗人的卞之琳，也被张充和评价为「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甚至连他的眼镜都有些装腔作势，诗歌更是「缺乏深度」。
与张充和尖锐的评价及挑剔的眼光形成对比的，是她对于「悬」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最初始于书法中提到的「掌虚指实」，「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在充和最得意的诗作中，她创造了「桃花鱼」的意象，其含义之一就是「凌空」，意在追求似有若无、轻灵透明的境界。
这种「悬」的境界被张充和应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是演唱昆曲时，她也努力将自己「悬隔」起来，既融入戏中，又与角色保持距离，进而更好地探索角色的动机、心情和举止，追求一种「能动而不动」、「悬在显隐之间」的境界。
张充和与姐妹和母亲的另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活。
她有着广泛的社交圈和书法、昆曲等多种爱好，从小又养成了独处的习惯，因此不易感受到独身生活的寂寞；她的养祖母给她留下了一些田产，即便是在她没有社会工作的时候，也能够用租金维持正常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充和的追求者众多，却未能有一人入她的法眼。
「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她母亲和姐姐们在这个年纪的烦恼，她统统没有：没有黏附她的『小附件』，没有『主妇』的烦恼；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平庸的东西。」
这种「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她通过姐夫沈从文结识了精通多国文学的傅汉思，并在相识一年后就步入了婚姻。
金安平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对张充和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存在的疑问:
「一个国学修养和传统艺术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决定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与她喜爱的世界毫无联系的地方去定居。」
她曾经因章士钊将自己比作蔡文姬而耿耿于怀，却又自愿走上了蔡文姬式的道路，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的兄弟姐妹，大都留在了大陆，是什么给了充和远离故土的勇气呢？
充和说，当时只是觉得新世界对自己是：
「暗淡的、陌生的，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甚至连梦想着那些东西的空间都没有。」
她认为自己应当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于是带着一方古砚和几只心爱的毛笔，登上了驶往美国的客轮。
张充和后来的生活还算如意，直到晚年她依旧能够坚持每天早起练上几个小时的字，打理着一个种有花果的小园子。在小园子的后面，她还种了一片竹林，放了一把长木椅。
张充和终于活出了自己在《寻幽》一诗中所写的那番「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的意境。
02.
大姐张元和
说是张家四姐妹，但充和却因为从小离家的缘故，始终未能拥有三位姐姐所具有的「共同点」。金安平在书中写到：
「她们在家里跟着同样的老师学习，在学校也会碰上相同的教师，她们对仆人和亲戚的看法差不多，参加同样的重要的家庭活动；她们一起玩、一起闯祸。充和在这方面可差远了，即使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这样的大事，她也不在家中。」
充和在1930年之前每年最多回家与姐妹团聚一次，可就连这仅有的一次见面，大姐元和的态度也「显得颇为冷淡」。当充和终于在1930年回到苏州家中时，大姐元和却已经前往海门工作了。
直到1935年，元和去北平接病重的充和回家，姐妹俩的关系才逐渐缓和起来。
尽管关系有所缓和，充和却依然认为自己与大姐元和之间，除了昆曲，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她们姐妹都喜欢昆曲，可元和与充和的不同在于，她不仅喜欢学昆曲，更喜欢上台表演，「一登上舞台，元和就成了最快乐的人。」
正是由于对昆曲和演出的热爱，元和才得以在一场义演中与后来的丈夫顾传玠同台，并坠入情网。
在当时的社会中，伶人们被狭隘繁琐的社交礼仪据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甚至连到别人家教授昆曲，也无法得到与主家同桌吃饭的待遇。
所以，当时的各种媒体小报都登上了「张元和下嫁顾传玠」的消息。然而外界的压力并不能对元和的选择造成影响，她依然满怀期待地投入了与顾传玠的婚姻。
在两人结婚之前，曾有一位资助顾传玠的商人严惠宇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顾传玠还是放弃了「务实聪明，但是可能不太有风韵」的严小姐，而选择了登台演出、「过着相当吸引人的生活」的元和。不过，正如金安平书中写的：
「除了昆曲，他和元和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一旦结合，他们的命运就被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元和婚后的生活比以前「逊色」了许多。她因为知道顾传玠自认为「低人一等」，所以即便是丈夫的创业屡遭失败，她也从未停止过鼓励和支持。
抗战期间，元和本可以与妹妹允和一起逃往四川，但她却选择回到上海陪伴顾传玠。后来上海成为「孤岛」，元和被卷入了一种「怪异而充满矛盾的」生活。
有人通过股票证券挣钱，有人靠股票投资一夜暴富，而金安平从元和干姐姐凌海霞的日记中了解到：「顾传玠要不就是在做股票经纪人，要不就是自己在炒股票，不过始终没能发财。」
顾传玠后来还尝试过烟草买卖，卖过药，开过毛线制品店，都没有成功。不过元和及家人都从未对顾传玠有过任何情感态度上的变化，始终如一地对他予以肯定和接纳。
两人家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得这段婚姻被坊间以张元和「下嫁」戏子的版本流传着。无论这段婚姻中是否有难以言说的苦涩，张元和都从未对外人提及。
比如，女儿顾珏被干姐凌海霞「抢」走，抗战期间元和放弃与家人一同前往四川的机会而回到「沦陷区」上海陪着顾传玠，元和为家庭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可顾传玠却在1949年告诉元和，即使她不跟随自己，也要独自一人去台湾。
最终，在一个朋友的调和下，顾传玠才带着全家人一起赴台。
一直到顾传玠去世多年之后，元和都从不向人提及他们夫妻相处的细节，也从未对顾传玠进行负面评价。
但是，金安平可以肯定，「元和的遗憾全与丈夫有关」，只不过「这场婚姻中仍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扰，使得她到现在也不愿提及。」
03.
二姐张允和
相较于元和，二姐张允和则「生性激烈」得多。包括金安平的采访和他人的描述在内，都认为允和有着「英雄气概和沙场老将的不屈精神」。允和一度将自己的性格归因于出生时的难产，认为幸亏这种拼搏精神，自己才能够活下来。
的确，这股拼搏劲帮助允和扛过了不少苦难。在妹妹兆和看来，二姐允和「在十二岁之后就没有过太平日子」。
母亲的去世给元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后来随着大姐元和离开家去了寄宿学校，允和不得不承担起在家中照顾弟妹的责任，渐渐地成熟了许多，也开始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不过，母亲去世之后也并非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发生，比如父亲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给充和带来的哲学、生物、体育、当代政治等新鲜空气。
张武龄的开明教育帮助允和度过了母亲去世之后的一段转折期。然而，继母的进门又打乱了允和原本平稳的生活。
时任乐益女中校长的继母以学费太贵为由，想让大姐元和返回学校继续念书。允和一气之下居然站在学校门口鼓动起罢课运动来。最后家族中的长辈决定从地租中筹集资金，元和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允和16岁就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周有光，可在感情方面趋于保守的允和「觉得还是晚一点的好」。她的大学教育因宿舍失火和日军轰炸中断过两次，好在允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仍然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习。
生性激烈的允和正是因为自幼受到了父亲开明的教育以及后来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激烈任性之余还多了几分韧劲。
在结婚之前，周有光仍心存顾虑，他写信给张允和，表明「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在看到之后随即做了长达十页的回复，来鼓励周有光「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好不容易与周有光情投意合结婚成家，允和的「仗义」和擅作主张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婆媳矛盾。
她的一位高中同学未婚先孕，孤苦无告中想到了允和。允和毫不犹豫地把她接进了自己新婚不久的家中，引得邻居们热议，甚至有人怀疑允和也是生活不加检点之辈，引起了婆婆的强烈不满。
事非孤例，她还曾为了朋友只身登门拜访上海黑帮老大，并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
后来，类似这样的「小摩擦」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允和又先后经历了流产，一个孩子早夭，另一个因出生时受感染只活了二十天，女儿小禾也在战争期间病逝于重庆。
苦难远没有就此结束，尚未走出丧女阴影的允和在一年半之后又目睹自己的儿子「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上被打出六个洞」。
充和当时听到姐夫冲回家的声音，立马意识到姐姐遭了大难，充和回忆说：「我膝盖都软了，不记得是怎么走下楼的。」
从1937年到抗日战争结束，允和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66至1972年间，允和也曾数次陷入困境，但都「仗着自己的能言善辩逃过一劫」。
及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允和被贴上「老虎」和坏分子的标签，为了免受侮辱，她烧掉了所有与丈夫的信件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一切接踵而至的打击，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几乎是毁灭性的，可允和的精神和情感却「没有留下什么创伤」，「实在像个奇迹」。
张允和奇迹般地扛过那些危险与苦难，直到九十多岁依然精神矍铄有活力。在金安平看来，这并非因为她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和独门秘诀，而是因为:
「允和执著于世俗生活，从不装出心如止水的样子，而且很喜欢娱乐消遣。」
当她陷入低谷时，哼唱上一段香艳唱词，再苦的日子也就这样过来了。
04.
三姐张兆和
三姐张兆和虽然从小生活在家中，却不像元和、允和一样受到娇惯，即使是被老师打手心也不哭，被允和欺负也不埋怨，「因为她总不吭声，所以受的罪最多。」
兆和说:「除了我妈，从来没有人会为我瞎操心」，接着她又无奈地补充道，「可我妈又死得那么早」。
每当兆和因被罚或被欺负而失落的时候，照顾她的奶妈朱干干总是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
于是，不爱「吭声」的兆和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略显古怪的性情。她内心顽固、喜欢沉思，虽然有些执拗却也有宽容慷慨的一面。
像很多自认为不受重视的孩子一样，她总希望自己表现优秀，并干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学习昆曲不仅令原本相貌平平的兆和增加了风度，也令她多了几分自信。
然而，学习昆曲的道路也因一场意外而无法继续。
有一次，兆和祖父的姨太太踩到了剪刀，脚被刺穿，伤口又深又长，久不愈合。后来兆和陪她去上海求医，并在上海待了一个夏天。在此期间，元和与允和在家中继续学习着昆曲，以至于后来的兆和再也「赶不上她俩了」。
兆和小时候「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可到了十九岁之后，追求者一下子多了起来。
再后来就是那段著名佳话，兆和受到大学老师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甚至惊动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张兆和无法说清接受沈从文的原因，但终究还是于1933年与沈从文成婚，那时她23岁。
婚后的生活于张兆和而言「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根据她自己的回忆，结婚时本来可以从娘家获得一笔像姐姐们一样体面的嫁妆，可沈从文却自己写信给张家，言明自己虽然一无所有，可还是「一个钱也不要」。
然而，婚后不久，沈从文就把张兆和姑母送给她的一只玉戒指当掉了。
沈从文的快乐往往来自幻想，他可以通过文学来消解与妻子在现实中的距离。嫁给这样一个丈夫的张兆和不得不忍受生活琐事的侵蚀。她关心丈夫的消费习惯，操心如何用微薄的收入度日。
总之，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将张兆和从迅速打磨成了一个「家庭主妇」。
据说，沈从文曾一度沉迷于收藏，但尽是些「小东小西」或「人家不要的」。在他的小说《地主》中，主人公碧碧曾说：「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总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
虽然我们从沈从文的《文集》中可以得知，他相信自己是在「追想一件遗忘在记忆后的东西」，可实事证明，那些他收藏的小玩意成为了「压他灵性的沙袋」。
在结婚四年之后，年仅27岁的张兆和已经开始觉得「什么都无味，人老了」。虽然她在与沈从文分别时仍然会担心，但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丈夫受冻挨饿，而是担心丈夫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沈从文自知无法「征服」张兆和，所以一生都在努力帮助她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可即便是这样的想象，也无难以得到张兆和的认可。沈从文发现，比起日夜厮守，兆和更喜欢他从千里之外写信给她。
沈从文起初以此开玩笑，对张兆和说应该再「挤我写几年信」，然后再答应嫁给他。
到了1937年，他决定前往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以远离日军侵扰的北方，求得安宁的工作、生活氛围。兆和本可以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可她对与沈从文同去却是「不情不愿」，这一次，沈从文也终于没了开玩笑的心情，他在信中写道：
「你似乎还不大明白你自己……对共同过日子似乎并无多大兴味，因此正当兵荒马乱年头，他人求在一处生活还不可得，你却在能够聚首机会中，轻轻放过许多机会。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总乐于离得远远的，宁让我着急，生气，不受用，可不大愿意同来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你认为平静是对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静等于我的休息，可以准备精力作一点永久的事业。」
张兆和认为，自己一生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去征服，去改正错误、完善事物。她始终记得小时候别人如何说自己不如姐妹们有闺秀气质，不够「纤细文雅」，所以即便外界没有施压，张兆和也会进行自我施压，偷偷揣测着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而沈从文则喜欢用沉思默想来体现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他为自己写作，用自认为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创作时，他才会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
大概正是因为二人对于生命、生活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婚后生活才无时无刻不显露出无法调和的尴尬。即便是多次分居，甚至是自愿分居，也丝毫不会给他们带来痛苦。写封信、吃顿饭，甚至会比共处一室让他们更亲密。
他们各自活在自己独立的世界中，金安平在书中说到，他们也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可能完全不同。
但当事人却无法像后来的研究者这样旁观者清，沈从文去世7年之后，张兆和将自己与沈从文的书信整理出版，她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太晚了！为什么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05.
各有各的命，别人妨不了
四姐妹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张兆和，但人们大多是因为他的丈夫沈从文才对张兆和有了更多的关注，而非张兆和自身的成就。
二姐允和虽性情激烈，却也更多地以丈夫的支持者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大姐元和更是一生痴迷演唱、教授昆曲，命运与丈夫顾传玠紧密交织在了一起，晚年移居美国之后依旧致力于传承发扬昆曲文化。
相较之下，张充和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在学术、艺术领域的成绩而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尊敬。她不仅在出国前为中国曲艺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做过不少工作、编过一些教材，在赴美之后更是在耶鲁大学担任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不仅教授书法，也在昆曲、绘画等领域坚持着自己的独特追求。
同样显赫的家世，同样的家族基因，却注定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与结局。不过，四姐妹之间一定相同的是，她们皆非庸常之辈。
她们各自有着鲜明的性格以及独立的爱情观、人生观，这些都源自于父亲张武龄的开明教导以及她们受到的完整优质的教育。而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要让家里的所有孩子，尤其是所有女孩子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绝非普通家庭的实力所能企及。
张家之所以有足够雄厚的实力支撑，还要从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说起。
在张树声之前，张家只算是下层士绅，土地没有很多，家族人员想要走上仕途也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但到了张树声这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张树声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在李鸿章手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朝廷封为「卓勇巴图鲁」。「巴图鲁」是清朝一种常见的赐号，因表示「武勇」之意，也称「勇号」，通常直接使用，不加别的字。像张树声这样前面加有其他字的，属于特称。他一路受到提拔，官至直隶总督。
由于张树声的缘故，张家积蓄了大笔的家产和不小的声望，由合肥县的下层士绅，一跃成为了当地的大户人家。
到了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这一代，虽然已不在沙场奋战，却任然凭借显赫的家世拥有了门当户对的亲事。张武龄的结婚对象，就是四姐妹的母亲陆英。
陆英生于苏州一户大户人家，她的嫁妆足足准备了十年，送亲队伍更是有十条街那么长。
1905-1910年间，不仅合肥县，安徽全境都被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闹得民不聊生，「饥饿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抢劫成风」。而陆、张两家宁可冒着财产被劫的危险，也要不远万里联成门当户对之姻，当时对于门户要求之严格，对于包办婚姻之不可抗拒，可见一斑。
据金安平了解，充和父母的婚礼场面虽然壮观，但在热闹与体面的背后，新娘却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酸楚。当时的新娘在结婚前都深藏于自家闺房，并不习惯抛头露面，对于即将到来的洞房之夜和婚后生活更是感到焦虑与不安。
陆英在婚礼上从头至尾仅有一个所谓的「体己人」，这个人就是娘家人花钱雇用的伴娘。除此之外，新娘再无一个可说话的贴心人，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将喜怒露于言表。
向前追溯到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媳妇们必须严格遵守传统士绅阶层女性必须遵守的规范。据说，陆英本来与自己的家庭教师互相有好感，但养祖母「除了自己娘家或夫家的亲戚，不能见别的男客」。
以至于陆英在婚后一次回娘家的有意安排下，也仅仅是远远地看了家庭教师一眼，根本看不清容貌，却已不禁泪流满面。
步入老年之后，养祖母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让晚辈吃自己年轻时被包办婚姻的苦头和专制家长指定的「规则」的束缚。不会擅自对子女的婚姻做安排，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佛教徒而强迫充和也成为佛教徒，就连饮食上也没有半点特别要求。
几乎在同一时期，做了多年张家儿媳的陆英，也呈现出与那种随时陪在婆婆身边的标准贤惠媳妇不同的方面。比如她会定期去看戏，并始终认为自己的嫁妆不应属于张家。
她在死前将全部嫁妆送回了娘家，连孩子都无权拥有。当然，陆英并非对孩子们毫无考虑，她分给每一个保姆二百大洋，一来是对她们这么多年抚育孩子的付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陆英也坚信保姆们会替自己保护好孩子，帮他们争取利益。
可惜的是，无论养祖母识修还是母亲陆英，她们虽然尝试迈出突破传统的脚步，却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宗妇」的形象。
所有的喜怒悲欢、反抗与尝试，都被家族、社会所冲淡，终于还是没能作为一个鲜活饱满的个人形象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养祖母离世后被动接受着千篇一律的虚伪丧礼：
「张家会雇用一个有过伤心往事的女人哭丧，希望她能自然而然地悲从中来……这个人声音洪亮，食量很大……充和当时 很小，她记得自己着迷地看着这个女人，哭了又吃，吃了又哭，有时还边吃边哭……充和的头发被剪断，穿上男孩的孝服，看上去像是识修的孙子。」
而四姐妹的母亲陆英，在死后则没有人能够清楚记得她的音容笑貌，只记得她营造的和睦家庭氛围：
「在张家人的记忆中，陆英始终令人难以捉摸。她是家庭的主心骨，众人的楷模，但却没有人能精确地形容她。她的子女还能回忆起她在世时的家庭氛围——祥和、宁静、无人有任何怨言。他们说那全是母亲的功劳。子女们记得她所营造的氛围，但却记不清楚她这个人、她说过的话或她的样子，他们的记忆无法落实。」
到了四姐妹这一代，她们终于无需被动嫁给门当户对却彼此互不相识的男人，无需再靠操持庞大家族的家务和生养众多儿女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甚至婚姻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须。
她们乐于将时间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与爱好上，勇于打破传统，追求自由的爱情，即便是在苦难当中，她们亦显示出了足够的坚毅和隐忍。
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四姐妹虽然不必再为传统所束缚，可以追求自我的实现。但接踵而至的战争、动乱、政治运动却无情地将她们裹挟其中。
在《合肥四姐妹》中，有不少的篇幅对当时风俗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从嫁妆的置办，到新娘的内心活动，都在体现出婚嫁习俗变迁的同时，映射出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观、爱情观的变化。
金安平从微观的家族琐事切入，通过四姐妹的共同回忆，铺展开一幅巨大的时代图景，将「老中国社会的风情和人事」重现。
哪怕只是在描写四姐妹母亲陆英持家有方，巧妙周转家族资金，也能够流畅地将世界大战的宏大背景植入其中。风俗变迁、战争动乱、昆曲的曲折发展，以及那些被载入或未被载入史册的大大小小的人物等，无一不被流畅巧妙地串连起来。
这本书从曾祖父张树声的故事开始，以四姐妹对这个时代的反思告终。通过对张氏族史的梳理以及对四姐妹人生的「昆曲式」的演绎，呈现出中国近百年间的社会历史、人物风情的背景和剪影。
回想四姐妹曾祖父张树声那一代，不少人像张树声一样凭借赫赫战功成为显贵。那一代人既有「振奋之气」，又有「忧危之怀」，这种不同于前人的勇敢与担当被金安平总结为「合肥精神」。虽然这里的合肥是指二十世纪初期的合肥县，而非今日意义上的合肥市，但这种精神却似乎成为一种传承在一代又一代「合肥人」的血液中流淌着。
2015年，张家小妹张充和于美国去世，「一曲微茫度此生」也许能够恰到好处地对她的一生进行总结，「合肥四姐妹」的故事也因充和的过世而落下帷幕。
随着张家的愈渐式微，四姐妹的一一离世，张家的辉煌告一段落，那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记忆的时代，似乎也宣告了最后的终结。
但是，在社会习俗、个人预期发生了巨大转变的背景下，仍然有人性中的光芒留了下来。
等时候到了，意义自然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