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祥所著《希腊哲学中的知识问题及其困境》一书，充满机智——古希腊人的机智和作者的机智。它不是记下哲学史中的某些观点，而是力图给出关于哲学史中某些观点的一种思路。

　　在许多人看来，希腊哲学主要是宇宙论和本体论，而知识论只是为其本体论服务的较为次要的部分。通常认为知识论只是在现代哲学中才成为中心论题。与这种一般看法不同，吕祥十分醒目地指出，即使在希腊哲学中，知识论也已经成为中心论题。并于这一观点的论述似乎可以概括为：(一)早期希腊的确产生了各种宇宙论观点，但却没有产生本体论。由宇宙论不足以直接引出存在的问题，相反却几乎必然会引出知识的问题；(二)由于宇宙论的问题需要通过知识论来解决，因此知识论问题很快成为希腊哲学的中心论题；(三)本体论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宗教哲学的介入而被激发的，中世纪的本体论有效地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论问题，一直到近代，知识论问题才以一种新的形式被重新提出。

　　我完全赞同作者这种知识论思路。宇宙论实际上无法构成真正的哲学问题，它只是人类天然的好奇心和雄心的产物。如果宇宙论不引向某种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它将成为一种不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假如不把知识论看作希腊哲学的中心论题，西方哲学史将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将无法理解中世纪哲学兴起的原因，将无法理解近现代哲学革命的背景和传统根据。不妨与中国哲学略加比较，中国哲学由宇宙论迅速进入伦理学而不是知识论，这一独特的发展使得中国哲学几乎没有成型的知识论和本体论问题，于是，诸如真理、本质、世界、存在之类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并不构成问题而是由被强化为自然信仰的宇宙论所预先解释了的东西。在西方哲学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哲学的问题都源于希腊知识论这一背景。

　　在导向“困境”——一种知识论上的悲观状态——的道路上，作者清楚写出了由“真理 之路”与“意见之路”所构成的困难到柏拉图的“回忆”理论的过渡。意见来自杂乱感觉这 样一些“坏的见证”，因而总是具有欺骗性，因此，真理只能是一种超越意见的理性成就。 可是，真理也需以意见的方式表述出来，我们又如何能在意见中分辨出真理呢？或者说，如何能够在具有欺骗性的方式中超越欺骗性呢？“美诺悖论”表达了这样的困惑：如果我们无 知，那么凭什么研究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如果碰巧遇到了它，又怎么知道那就是所不知道 而想知道的东西？于是，“回忆说”作为回答可以说是极有想象力而且几乎势在必然的。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到怀疑论的过渡上，我觉得这其中有些偶然原因。但作者似乎希望揭示出其理论上的必然性，这很可能是一种苛求。按作者的分析，理念论的主要困难是(一)如何才能达到对理念的把握？(二)即使能够获得理念例如德性理念，人们是否就能够使行为合乎德性？然而，困难(一)并非是致命的，因为虽然希腊人并没有找到把握理念的充分手段，但也没有遇到充分的否定理由，何况理念论是很具解释力的理论；困难(二)其实更像是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不是中止一种研究的理由。理念论的失误必须由更强有力的理由来说明。

　　正如书中指出的，基督教思想的成功介入与希腊哲学的困境有关，柏拉图式的理想即使是可能的，那也是“遥遥无期”，而怀疑论的消极态度又缺乏魅力，于是“我相信……”的冲动水到渠成地取代了“我知道……”的冲动。作者指出中世纪哲学对哲学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基督教对希腊哲学中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拒斥就其实际效果而言是挽救了希腊哲学，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给了哲学一种发展的机会，使哲学在希腊哲学后期的悲观消极状态中重新发现有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明显贡献是形成了具有完整思路的本体论。甚至由于中世纪哲学使哲学获得足够的发展之后在现代能够“真正试图摆脱任何教义的束缚”而进行思考。

　　中世纪哲学给予哲学的那种奇特发展方式可以说是这样的：它以基督教信念作为思想的绝对前提，把一些最深的困惑排除在思想领域之外，这虽然像是在理论上给出无理的遁词， 但却由于把某些基本信念看成是无问题的，这就使得能够在允许被思考的范围内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一直到基本信念无法承受思想重负的时候，新的思想突破才开始。

　　实际上，“我知道”和“我相信”这两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思想上的循环：“我知道”似乎需要依赖“我相信”，而“我相信”又似乎需要依赖“我知道”。而本书分别展示了这两种形式的魅力，但并不急于做出理论上的选择。尽管作者简要地描述了一些现代的继承性的发展，但仍然把这一思考方式上的选择当成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想这是该书另一个出色的写法：它表面上在提供哲学史的理解，但暗中却把读者思路引入了哲学问题的批判中。 　

　　（本文原载于《读书》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