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四岁，刚刚记事。那是初夏的一个上午。
早晨吃完饭后，哥哥姐姐们去上地挣工分、上学去了。
母亲刷完了锅和一大堆碗、瓢、勺、筷，又喂上家里的财神——黑花的猪先生之后，刚刚在院子里拿出针线笸箩，准备缝补我们孩子们因各种原因撕、剐破了的衣服的时候，来了一个陌生人：
现在想来，该有三十七八岁，上身一件洗的干干净净的月白大襟褂子（那时的农村，大凡是年长一点——其实也就四十岁左右，都穿大襟的上衣），下身一件青色的长裤，印象中似乎没有裹脚——即便裹，也是半裹半放的“半拉脚”。那时比较通行的乞讨语言是：“给点么吃呗，大娘（大爷、大兄弟、二哥、大妹妹……）哎。”
对于这种情况，母亲可谓是“习以为常”，因为如果一天能来低于三个要饭的，那么，这一天就是特例，就是发财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其他家庭看来，实在是不可理解的。这主要的原因是：一·我家在村子最东头，进村的第一个胡同——拥有地利；二 因为家里上有年长的奶奶，下有仅仅几岁的我，家里的角门是经常洞开的——天时；三 母亲当时好像是信仰什么神灵，对大自然的一切都非常敬畏，特别是对待人，更是尽能力之所能，给人以帮助——所以在那个几乎家家养狗的年代，我们家，几乎是从不养狗——人和。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利乞情况下，我们家几近成为“乞讨俱乐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那个中年妇女进的院子，母亲先给她拿过一个小板凳坐下，又从吊着的干粮篮子里掰了块窝窝头，又从锅里舀了一碗饭汤，端出自己做的棒子面酱，对那个妇女说，先吃点垫垫吧。并与那个妇女聊起了家常。
在谈话中得知，她是来自孙安公社的，因为大涝，没有收成，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得已就出来讨口饭吃。说着，虽然没有潸然泪下，但一种困窘凄然的神色却已然隽挂在了她的脸上。
当时，母亲和我说：“叫妈，她是你亲妈。”
记得当时我是信以为真的，虽然很乖的我也不由得哭了起来，一边望着那个妇女，一边哭喊着“不去，不去！”当然，自然是母亲把我搂在怀里笑着抚慰我“好了好了，不去不去，好好听话啊。”
从那个事件后，每当那个妇女或者与那个妇女相似的陌生女人来家，我都会躲出去，或者躲在母亲身后紧紧拉着母亲的衣服。这时母亲也总是拍拍我的头说，没事没事。
其实，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平时我们的粮食也不够吃，我们家孩子多，工分挣得少，分得的粮食就少，像棒子面窝窝也主要是给年长的奶奶吃 ，下饭的就菜一般都是自己腌的白萝卜咸菜，有时，掺和着弄点母亲蒸的咸糨子 。奶奶享受的在村子里算是比较高的待遇，就是：去济南府卖白菜时带回的用柳编的油篓盛着的“豆腐乳”和不经常做的青菜。日子自然清苦，但母亲仍然在尽量地救便那些上门乞讨的人，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谁都有难处，都不容易”“难时给一口，胜过好时给一斗”。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我们兄弟姐妹们，也无形中懂得了要帮助别人，要尊重别人，要孝敬老人，当然，也要敬重鬼神。在母亲的宽厚为人的处事中，我们也得到了别人的回报：像我，会时常吃到不知是哪个乞讨者送给的一把枣或者一个牤瓜或骚瓜，也会被有的乞讨者真诚地抱抱……
母亲是深知人生大义的。
那个年代，由于日子难过，一家之主的父亲，自然会有更大的压力。本来脾气就大，遇到心情不好时，难免发发火，骂骂人。这时，我们姊妹兄弟几个是不敢说话的，就指望母亲劝慰父亲。而母亲也总能或多或少地化解一下这紧张的气氛，虽然有时也难免被吼几声或骂两句……因为有了母亲的隐忍和调和，一大家四代人才能相安无事的生活在一起。
母亲，是深知“家和万事兴”的生活哲理的。
在母亲的身上，我们学得了“为大家，个人受点委屈是值得的”的道理。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脚妇女，却是一个有着大爱和大智慧的人。
我深深地爱博学的母亲，景仰母亲的博学。
2018-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