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制度因素可能比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事件更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一家一姓当皇帝，在根本制度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尤其在每个朝代建立之初，新的王朝往往不得不沿用前朝的一系列制度，比如汉承秦制、宋承唐制，这绝不是因为新上台的统治者喜欢前朝，而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它的惯性。即便是异族入侵建立的政权，他们也会沿用汉人政权的大部分制度。用作者的话说，“就制度而言，在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
所以，研究政治制度史可能比研究断代史，更能触及治乱兴衰的根本规律，因为制度是比朝代更长久、更复杂的一个变量。制度会影响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兴衰、军事的强弱。
帝制的核心是皇帝制度。皇帝的权力超越一切制度、法律和组织之上，他的任何决定，无论荒谬还是合理，只要他坚持，任何人都阻拦不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除非把他废黜、囚禁或者杀害，但这些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办到，而且光有实力还不行，还需要突破忠君思想的道德束缚，所以并不容易发生。
秦朝实行郡县制，就是把地方分为郡和县两级。西汉后来设置了州，州本来是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来演变成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地方改为州、郡、县三级。到隋文帝时期，取消郡，“以州统县”，又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回到三级制。再到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设置路（“道路”的“路”），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分别管理财政、司法、军政和新生财利，四种机构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
至于中央巡视，就是由中央派出官员，搜集地方政情民意，监督官场风气。巡视既有为了某些大案要案临时派出的，也有制度性的巡视，比如设置刺史、御史等官职定期出巡或者常驻地方，他们是“代天子巡狩”，代表着皇帝和中央的权威，虽然品秩不高，但是权力巨大。无论是分级控制，还是中央巡视，本质上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
构成了帝制中国的四梁八柱，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生态。虽然帝制距离现代政治体制还有很大差距，但一些基本雏形已经具备。在没有更先进的政体可供参照的情况下，它依靠自身的不断修补完善，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但它越到后期，越走向专制和溃败，始终无法逃出治乱循环的魔咒。
作者认为，儒家思想迂阔，也就是迂远而不切实际。它强调尊重自然法则，志存高远，追求仁政，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不是快速得到结果，但儒生往往欠缺实际的治理能力，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很容易碰壁。统治者所希望的是富国强兵、谋求霸业，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儒家所要求的高度自律精神，没有耐心，也没有兴趣。所以，在豪强并起的时代，儒家不受待见。
到明朝，儒家文化进一步失落，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皇权专制程度加剧，宋朝对儒家士大夫的礼遇，也被破坏殆尽。比如，如果谁再胆敢提“君使臣以礼”之类的话，那简直是大逆不道，轻则会被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板子），重则凌迟，甚至满门抄斩。所以，明朝有所谓“清洁版”的《孟子》，删掉了民贵君轻之类的民本思想，再加上大搞文字狱和特务政治，也就彻底阉割了儒家残存的风骨和锐气，因此，在明朝，愚忠的臣子特别多，同时，政治不断走向腐朽衰败。
政治文化会影响世道人心，人心的向背，又会影响治乱兴衰和朝代更迭。
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在《士人风骨》这本书里，把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比作鸡和蛋的关系，她说，制度与文化不是对立的，也很难分清先后主次。
我们既需要建立先进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也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渗透到血脉里的集体记忆，想要斩断这种记忆，几乎是不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咎于儒家的旧道德、旧文化。这其实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偏见，当然，这种偏见最后没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如今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
赵冬梅教授用一本厚重的著作，为我们剖析了两千多年里制度与文化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次历史探源，探究帝制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她为我们建立了一套整体的历史观，也让我们学会摒弃现实的偏见，回到历史深处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