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个头不高，不到一米七，但体格健壮，不仅有力气，还做的一手好农活。平常说话不多，但幽默风趣。拿我们年轻人的观点，父亲不太讲究卫生。父亲开始刷牙是从他镶了满口的牙之后，父亲六十岁之前牙是很好的，虽然不是那么白，起码很结实。后来有几颗牙开始松动并且牙痛，父亲自己到农村的集市上找游医将牙拔了，紧接着在原来的牙窝上镶了新牙，还是借助好牙固定在上面的那种方式。结果引起牙龈发炎，都化了脓，后来满口牙都坏掉了。于是父亲就镶了满口的假牙，假牙可以取下来，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刷牙的。父亲的脚不出汗，长时间不洗也不会脚臭。脚底有很厚的皲皮，到了冬天就裂口子，严重时会流血，因此不得不经常涂上口子油软化。收工回家，父亲喜欢斜靠在炕头的被子上，两脚搭在炕沿上，这时候，我喜欢用小手给父亲从脚底往下抠那些老皮，父亲也许觉得很受用，不一会就睡着了。不像我们，现在有条件了可以到洗脚房去接受专门的服务。父亲说，脚底的老皮是垫脚毛，有了这个才能长时间赶路，脚底也不会起泡。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正儿八经洗澡的次数不多，也就是干完活回家，用脸盆乘上水，在院子里胡乱洗几把了事。

        家里人口多，母亲身体又不是很好，靠父亲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很难，所以大姐很早就下学了，帮着父亲挣工分。哥哥学习也不错，在恢复高考没几年就考上了大学，当时在农村，谁家出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二姐打小就不喜欢上学，小学没毕业就非要下来干活，说是要供我和哥哥上学。三姐学习很好，上初中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多次在县乡的竞赛中获奖，就是脾气太大，结果有一次跟同学闹矛盾，老师逼她写检讨，三姐一赌气就不去上学了。母亲每次看着三姐获得的奖品奖状就暗自落泪，觉得可惜了三姐的前途。父亲劝过三姐，可她执拗得很，怎么说都不听。二姐三姐下学后，的确帮了父亲的大忙，两个人都很能干，那时胶州湾的小海货很丰富，二姐三姐成了下小海的顶尖高手，四姐小学毕业后也没再继续上学，她是出了名的“小密杷”，干活更不惜力，很抓家的那种。有了姐姐们的贡献，家里才逐渐摆脱了原先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况。我和哥哥能顺利完成学业，姐姐们同样做出了不可忘却的贡献，这是一辈子报不完的恩情。

        在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包干，每年生产队分的口粮是有数的，而我们总是觉得肚子空空的，老是吃不饱。地瓜、饼子都不可能开着吃，我有时就跑到村南的河边崖坡上，去寻找酥石板缝隙里的榆树根，用力拽出来，剥下皮来吃，粘粘的，感觉很好。父亲推小车运输的时候，中午回不了家，外面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午饭都是早晨就准备好从家里捎着的。因为出苦力，消耗很大，虽然穷，伙食也要相对好一些，母亲就用很少的豆面搀着玉米粉在锅里煳出大饼子，有时候掺点白面粉就更好了，再放上几块萝卜头，用一块洗的发绡的包袱包了，这就是父亲很好的午餐了。等到父亲运盐回来，我们几个孩子除了把小推车偏篓里残留的盐收存起来之外，总要翻看一下父亲的包袱，而每一次总能从包袱里找到一小截饼子头，于是我们几个像分享山珍海味似的将这小块饼子分了吃，因为平常也就能吃上地瓜干，饼子在我们眼里是不可奢望的美味。有一次，我发现父亲回来后，从院子中存粮食的囤子里拿出一瓣生玉米，是干的那种，褪下玉米粒放到口里嚼着吃。我也学父亲吃了几个，虽然肚子饿，但生玉米远比不上榆树根的味道，我吐掉了。到长大懂事了，我才知道，父亲并不是吃不了那一小块饼子头，他把对子女的爱悄悄的藏在了那块小小的饼子头里。

        生产队时，油料是最缺的，花生每年都种不少，产量也不低，但多数上交了国家。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说是家里的油壶是用一根筷子加一个铜钱作为每顿饭取油的工具，我们那时候虽然不至于那么克扣，倒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年生产队里都把带壳的花生分到每家每户剥生米，按照一定的比例将花生米交回去，有节余的话就是自己的了，要是不偷嘴的话，一百斤带壳的花生上交后，户里可以余留下二斤花生米。然而我家每次都不会有节余。剥花生一般在炕上，用簸箕盛了，放在炕中间，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一齐动手剥花生。每当到了这时候，就是我最享福的日子，我站在炕下，小手伸到堆成堆的剥过的花生里，在最底下一般都是花生米，抓一小把就偷偷跑出去密西了。去队里送花生米子时，父亲往往因不够秤而尴尬不已，不够的部分是要找补给队里的。

        听母亲说起，当年大舅家也是因为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几乎揭不开锅的那种，就到我家借粮，父亲二话没说，将家里仅有的四十斤玉米都让大舅带走了，那一年，家里上顿下顿都是地瓜和地瓜干。

        大包干后，父亲从队里花二十八块钱买了一头老母猪，买回家时瘦的跟刀一样，风一吹都可能要倒。经过父亲的悉心照料，那头母猪居然成了家中的宝，每次要下十几个崽，养到七八十斤卖仔猪，家里的条件也渐渐好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