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徐志摩，似乎最先想到的不是他的诗，不是他的散文，而是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幼读私塾，拜梁任公为师，赴美留学，攻读剑桥，接手《晨报副刊》，创办《诗刊》等等。但当人们提及徐志摩时, 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徐志摩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张幼仪, 林徽音和陆小曼。 她们与徐志摩的爱情故事曾感动过无数人。
爱情在徐志摩的人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徐志摩曾讲过,“爱情和婚姻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 没有爱情, 徐志摩根本不会成为诗人, 更不用说驰名中外, 流芳百世。徐志摩自己说过, 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里, 诗歌与他无缘。爱情成为了他诗歌的“导火索”。但成也感情，败也感情。感情对于徐志摩的成就与局限都有影响。恋爱的悲哀与欢乐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促成了他的艺术创作，这就是在康桥时萌发的对林徽因的爱情。他之所以提笔写诗,是因为林徽音。徐志摩在遇见林徽音后, 被林徽音的文学才华所迷住, 并迅速坠入爱河。他用诗歌来与林徽音沟通, 向林徽音表达他的爱。当徽音最终决定与徐志摩的老师的儿子梁思成结婚时,徐志摩受到沉重的打击, 他的诗歌产量也剧减。当他接手《晨报副刊》，正准备继续为新月诗歌努力的时候，他为了与陆小曼的婚后生活考虑，匆匆南回，使得《诗刊》《剧刊》相继夭折，又是大损失。
当然，徐志摩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他早年幸福的童年也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常说诗歌越纯净越美，诗人也应该是越单纯越佳。“童年是最激发性灵的年岁，如果这时蒙翳了赤子的襟怀，性灵这颗幼芽不会萌动而出，在无光的压抑里早就窒息而死。”与胡适、鲁迅不幸压抑的童年不同，徐志摩的性灵是在家长的呵护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他的一颗赤子之心，使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如同一个单纯的孩子。
家乡的自然山水对他的性格影响也不小。以至于成年以后，他每次回家乡，常常放着高厅大屋不住，而选择在山里。家乡的自然之美是徐志摩性灵的滋养地，在那里，他可以独享感受自然的乐趣。对此，他曾说：“我生平最纯粹最可爱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斓，星月的隐现，田野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关注影响了徐志摩。特别是梁启超所倡导的爱国思想、改造国民思想、文化救国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徐志摩走上文化启蒙之路，最终投身于文艺创作的道路，与梁启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徐志摩的少年时代正经历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加速前进的时代，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西方思想与知识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康桥时期，是他人格思想的重要时期，“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也正是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影响，徐志摩对个人主义的追求才显得尤为狂热。
在新文学的开拓上，徐志摩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文学创作，还在于他那充满活力的文学活动。在他的《晨报副刊》时期，以他独具个性的编辑思想，为丰富新文学做出了贡献。“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协调的音调”，《晨报》成了他宣传的利器。人们把他尊为新月诗坛的盟主，新月社的灵魂，而他也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