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本文系原创非首发，首发平台lofter，名字：江沉，文责自负）

———— 我的心跳动了一千下，她用眼睛问了我三万个问题。

三十岁那年，我又见到了她。

我可以百分百肯定那张脸就是她的脸，因为它完全在自然规律下得到了应有的变化，脸颊较以往宽了些，五官也随着显得不那么紧凑了，皮肤的松弛使得脖颈处生出几条横纹，整体来看，已完全看不出十六七岁时那副倔强的模样。

可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倘若她是毫无改变地出现在我面前，还是在我脑海中不断闪映的样子，我反而可能会感觉到虚假。唯独眼前的模样，刚好契合我对于如今的她的想象，她果然变成了这样。

她穿着一条略显俗气的灰色包臀裙，细高跟鞋，走路的姿势已经把左脚的残疾隐藏得极好，几乎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

她的父亲举起一张半人高的方桌砸向她的时候，我就站在院外，透过铁栅栏，我看到倒在地上的她当时的表情，没有一丝恐惧，而是诧异和局促，诧异父亲为何单单选择如此夸张的、引人注目的工具施暴，并且一把还没有抓牢，调转方向才举起，摇摇晃晃的样子如此滑稽可笑，杀死了她想要体面受辱的最后一点自尊。

她慌张地看向四周，想要确定没有旁观者，直到与我目光相对，她无计可施，只能被迫向深水区再踏进一步，用眼神中的挣扎乞求我不要做出任何反应。

可是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就算那一刻她没有发现我，乞求我，我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只因我是个天生怯懦的人，尤其不善于处理戏剧化的冲突，我已经规划好了接下来的动作，移开目光，就当没有发现，快速走过拐角回家。

没有人注意到她连续一个星期没来上课，点名时，老师自然地跳过了她的名字，似乎班上从来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她的姓名自从在黑板上的值日生栏上被擦掉后，这间教室里也就彻底没有了她的痕迹。

那段时间，我常常望向邻窗那张空落落的课桌，想起入九的冬天，那双她捂在嘴边呵气取暖的冻得红扑扑的手和身上颜色明显较浅的校服，校服可能太过频繁地被搓洗过，可还是有洗不掉的污迹残留。

大多的时间，我和她都沉默得像两个哑巴，但学业上的突出为我赢得了一些关注，基于班主任的教学策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我，我知道他是想要向其他人强化靠实力才能说话的印象，殊不知违背了我的意愿，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有一次他心血来潮让我发表对期中成绩的感言，我站起来生硬地说，“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学习”，时间卡顿了片刻，他不以为忤，变着法子夸赞了我的实学精神。

班主任人过中年，对人生固执而幼稚的看法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一名教育者，他总是喜欢用简单的框架纠正学生的行为，甚至妄想把所有人的思想捏成同一种形象。

使我最为不解的是，对于他的专制行为引发的不良反应，他一概选择视而不见，他有驯化的耐心，可我们毕竟不是一群狼，尤其是她，她一直不在群内。

她唯一一次引人注目，我仍记得非常清楚。语文老师（即班主任）讲授史铁生的一篇散文，连续两节课都在语无伦次地阐述他的人生体验和感受，时间变得很缓慢，他的声音和窗外的蝉声调子渐趋一致，每个人都昏昏欲睡。

我隐隐听到有人轻声哼起一首歌，是电影《廊桥遗梦》的插曲，跳过了音调较高的副歌部分。很长一会儿，声音都找不到源头，漂浮在教室上空，同学们茫然向四周张望，班主任停止了他的长篇大论，把眼神聚焦到她身上。

“是你发出来的声音？”

她站了起来，没有回答。

“你现在可以发表你的见解。”班主任把手中转动的粉笔掰成两截，扔在讲台上。

“我觉得您没有读懂这篇文章。”她的声音像蚊子翅膀在震动。

“我记得我说过，对于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挑战，班主任一如既往地选择了闪身躲避。

“您的理解没有重量，不具有传授的价值。”

“何谓重量？”

“即使无聊也能维持得很长久的东西。”

“坐下。”班主任不以为然，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听明白。

“不，去，站在后面！”

她微曲的身体尴尬地固定了下来，转身走向教室后墙，双手不知所措，木然垂于身侧，像只孤单的鼬鼠。

“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开始质疑我给你们指的这条路，认为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毫无价值。但社会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社会，人生也不能由着你们的性子去折腾，你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那些东西只有爬到一定高度才有资格去想。我现在教你们的是如何去生存，如何去竞争，如何放弃一些去得到更多，所以以后请不要轻易展示自己的内心想法，搅乱课堂秩序，更不要不尊重我。”

班主任的话诚然很有道理，世俗的道理，可总还是有些人不把有道理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尺。与此相对的，把班主任这套处世哲学贯彻到极致的人之中便有她的父亲，他可谓是践行趋利避害的典范，有时候甚至像灵敏的机器，零点零几毫秒间已倒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自从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后，她父亲的剥削对象自然成了她。他每日醉酒晚归，做饭、洗衣等所有家务落在了她的头上，他动辄打骂，而后变本加厉，找了一份电池制造厂的工作，命令她辍学挣钱，她用沉默回应不可能。母亲留给她的学费还分文未动地粘在床头柜下，她想要离开这个已不能算是家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孤儿的身份继续学业。

那天放学后，她收拾好书本，背上破旧的书包准备回家拿钱，父亲早已在门前等候，手中拿着一张空信封，钱已经悉数塞进了他的口袋，他用木桌将她的踝骨砸碎，愤愤地留下一句，“你哪里也别想去。”

后来见她，是在四个月后的寒假，她一瘸一拐地去电池厂上班。是她的舅舅送她去的医院，听她说，事后舅舅和父亲发生了肢体冲突，父亲的一只耳朵至此失聪。勉强可以走路的时候，舅舅谈了自己的看法，劝她接受工厂的工作，这一次她没有再继续反抗。

认识她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我们总共有过两次交谈，一次是她变瘸之前，一次是她瘸了之后，每次都是寥寥数句。头一次是我们俩排在一起做值日，傍晚，教室被染得黄灿灿的，她低头拖地，我看了她很久，在别人眼中十分普通的样貌，在我看来却有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她也知道我在看她，但始终没有抬起眼。

“要上大学吗？”我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