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围村战国墓
河南省辉县，在殷为畿内地，西周为共国，春秋属卫，战国属魏。1950年至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进行过三次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大墓及其附属的车马坑。这件富丽精美的带钩就出于固围村5号墓中。
固围村位于辉县城东3公里，在村东约1公里有一长方形平台高台，东西长约150米，南北135米。在平台中心，存留着3座大墓，东西骈列，自西向东编号为1-3号墓。1号墓南侧发掘小墓1座，命名为4号墓。在3号墓西侧，另有南北并列的两座陪葬墓，即5号墓和6号墓。当时的发掘者认为固围村墓葬是战国时代魏国王室的墓葬，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持此观点。比如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汉文明》一书中认为其“从规模、年代来看，有可能是魏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或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的陵墓”。但近年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学者张新斌就认为“固围村及附近3座大墓正好就是赵都中牟时赵献侯、赵烈侯和赵武公的陵寝所在”。
6座墓葬早年均已被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珍贵器物。其中1号墓祭坑中出土了一件全长20.5厘米的云兽纹青玉璜，由七块和田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另发现铁质生产工具共93件，其中有铲、锄、犁、䦆、斧、削等农具58件。据金相学分析，这批铁器多系块炼铁为原料的锻造铁制品，是我国第一次成批出土的战国铁器。
再以这件带钩最为精美，它银质鎏金，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钩两端铸成浮雕式兽首，钩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钩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的相反方向，又蟠绕两只长尾鸟。钩身正面嵌饰三块白玉玦，两端玉玦中心各嵌一粒半球形蜻蜓眼琉璃珠（中间玉玦之琉璃珠可能脱落），钩头用白玉琢成雁首形（也有说鸭头形）。整个带钩将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带钩的起源及演变
带钩是古代用于束带佩物的钩，盛行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到了魏晋时期，带钩的使用急剧衰落，南北朝以后被带扣取代。明清时则又出现了以玉和翡翠为材质，以龙螭纹为纹饰的纯粹玩赏带钩，俗称龙钩。
其实在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就已经发现了玉带钩，其形制基本一致，整体造型比较规整，呈长方形，一端为穿绳的孔，另一端为勾系的弯钩，钩首较长。不过良渚文化玉带钩的用法与后来带钩有一定的区别，后者是钩首向外，纹饰都装饰在弯钩一侧，而前者正好相反。
带钩在中原地区地区开始流行要到春秋时期。就目前考古发现，带钩在华夏族地区最早见于山东蓬莱村里集7号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此钩铜质，长方形，素面，长4.3厘米。此外，史书中记载管仲射公子小白中其带钩的故事也证明了在春秋早中期已经使用了带钩。
作为服饰的一部分，带钩的流行是与服装的发展演变紧密相关的。先秦时代，华夏族固有的上衣下裳式服装，于腰间束有大带和革带。大带为丝织品，华美却不适合悬挂重物；革带以皮革制成，质硬，束在大带之下用以悬挂玉佩等物品。在带钩和带扣出现以前，革带的两端多用短绦带来系结。
带钩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以后，使得革带摆脱了从属于大带的地位。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受到胡服的影响，此时的武士多着其膝的上衣和长袴，腰间只束一条装钩的革带，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的陶俑的装束即是如此。
此时的革带已无需隐藏在大带之下，因此露在外面的带钩制作也就日趋精巧，装饰华丽，式样奇巧的各式带钩成为了当时上层社会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装饰品。正如《淮南子·说林训》：
“满堂之坐，视钩而异。“
制钩的材料包括金、银、铜、铁、玉、玛瑙各类，工艺上采用了鎏金、错金、镶嵌、镂空等技法，产生了不少工艺珍品。
这一时期的带钩一般由钩首、钩身和钩纽三部分组成。使用方法多是将钩纽卡入革带一端固定，再用钩首勾连皮带另一端的穿孔。另一种用法则是在革带的一端装一个铜、玉或骨质的小环，使用时将钩首套在小环上，以免损伤带孔。带钩按造型可分为水禽形、兽面形、耜形、曲棒形、琵琶形、长牌型、全兽形等类型。大小各异，小的长仅2厘米，大的长近50厘米，以10厘米左右的带钩最为常见。
北方匈奴·东胡的带饰
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被称为“胡”，主要有匈奴、林胡、楼烦、东胡等。匈奴以阴山为中心控制着大部分蒙古草原及其以西广大地区，东胡则在匈奴以东，战国时期主要活动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锡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匈奴·东胡各族所用的革带与中原地区不同，这种革带的带鞓上起初只有装饰物。古文献曾称胡服之带为“贝带”，即“以贝饰带”。如《淮南子·主术》高诱注：
“赵武灵王出春秋后，以大贝饰带，胡服。”
实例可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河南陕县上村领虢国墓，其1706号墓墓主腰间出土六件圆形贝壳饰，应即早期的贝带。
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现了以长方形边框，内有单个动物或动物的组合纹样的铜饰牌或金饰牌。饰牌的纽均穿过带鞓在其背面透出，再用两条细带贯穿个纽孔，细带既起到固定作用，也可用于系结，而饰牌本身并不具有括结功能。
约在战国晚期，开始流行两枚一组的饰牌，其中一枚在偏于一侧处做出一个近乎椭圆的小孔，可用一条窄带从另一侧穿过此孔，这样就初步具有了括结功能，称之为“带头”。
几乎同一时期，借鉴了内地马具中的方策和圆策制作的“带鐍”也产生了。它采用喙状固定扣舌的作法，使得括结功能大为改善，是古代北方民族在带具工艺上的一项创造。带鐍分为圆形、长方形、刀把形和前椭后方形四种类型。
总体来说，匈奴·东胡的革带主要受到欧亚草原文化影响，以鐍扣结，在鞓上有牌饰，少数在鞓下还有垂饰。带头、纹饰题材也以欧亚草原风格的动物纹样为主，如野兽咬斗、鸟兽搏击等，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革带。有学者认为，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鲜卑郭落带”指的就是这类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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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辉县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2. 孙机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3. 王莉 《带钩及其演变》 《文博》1996(01)
4. 王仁湘 《带钩概论》 《考古学报》1985(03)
5. 扬之水 《闪烁在史书边缘的记忆—先秦金银器知见录》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8(00)
6.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华文明—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