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与远方之间
——试论杨献平地域散文中的精神迁徙与文学建构
起源于地理志，成熟于山水游记，地域散文逐渐在现代发展成为一种融合个人记忆、文化考察与精神还乡的文学体裁。杨献平的散文带有鲜明的标识度，其最显著的标签是“原生态”。他用平实的语言、平视视角进行跨文本的非虚构创作，但其深情中夹带的粗粝、质朴中暗藏的锋芒，却并不一定让每位读者愉悦，因而他的地域散文中的精神迁徙与文学建构值得探讨。
坦诚的“异乡人”
莫言说：“作家写故乡就是命定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杨献平作为来自农村、后来在城市生活的“农裔城籍”散文作家，至少是坦诚的。他不像有些与他相同出身的作家，很多时候都要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过去的生活，甚至会否认与自己血缘有关的东西，极力展示自己的“完美”，打造非常“精致”的人设。
我阅读杨献平的散文集，看他写自从身体发育之后，对女性的渴求与欲望；写母亲来部队，以为是自己的儿子请客吃饭，为了给儿子省钱，便特意少吃，后来看见是儿子的战友给钱，顿感后悔；写为了不让自己的战友受委屈，便委婉地告诉战友要注意夫妻两地分居，谨防妻子出轨，差点被打耳光；写在四十五岁以前，被很多人说“缺心眼”“傻叉”，自己也真的“做事不过脑子”，甚至写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看三表嫂长得丰腴、好看，就找机会跟着她转，大有胡兰成写他小时候对“丰美的嗣母”那种情感。杨献平毫无顾忌地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表述出来，虽然是一个作家的真诚，但肯定会让一些人诟病，甚至被一些人谩骂。
这样隐藏在内心的东西，几乎正常的人都曾经有过，只是有些人掩饰得很好，杨献平选择写出来而已。
一个人笔下的文字是他的臣民，文学作品是他内心世界的镜像。杨献平笔下的女性，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特质——丰腴。丰腴与丰满都是形容女性胖瘦适中、体态饱满，但丰腴更带有一种润泽的圆美。一个人对性的渴求始自身体，是本能；但一个人对情感的渴求则来自精神，混杂着本能却又时时超越本能。从杨献平的系列散文中，可以看出“丰腴”成为他描写女性的“专用名词”，结合他的出身环境与成长历程，可以大致猜测出他对女性有一种近乎迷狂的渴求。
在《故乡慢慢明亮》中的《南太行河山地理》一文中，可以看出幼年的杨献平，不但有“代替后羿位置”的性幻想，更有娶“美丽善良的女人”为妻的情感寄托。追求美是人皆有之的想法，把控自己的欲望与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人都具备的正常心理。杨献平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不想掩藏自己，或者掩饰不好自己某些在常人看来认为不齿的东西。尤其是男女之间的那些亲密关系，都是真实存在的情感，任何人都逃避不了，也都会经历，有的人会有意无意极力掩饰，他却一五一十记录下来，用文字做了“白纸黑字”的“呈供”。仔细研读，这些不符合常规性的“雅”，却也没有太荒唐的“俗”。我想他如果不是经过自我约束，或者说部队培养了他那么多年，他的文字会在这方面更加张扬，甚或有更加“令人不适”的“龌龊”。
杨献平包括性在内的心理成长，如同普通人一样正常而且合理，甚至可以说还有更多理性。他在《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中的《成都：天府之国、文殊院与武侯祠》一文中写道：“看美女，体现了男人对女人的某种猎奇和新鲜欲望，不乏欣赏与意淫成分。性是生命原动力，也是获取快感的主渠道。我以为性是生命中最偎贴和最能获得短暂愉悦与满足，并在其中丢掉一切尘事的‘合作性的肉体和精神安慰’的方式。去春熙路看美女，不过是男人的一个粗鄙的诗意行动。美女在成都几乎覆盖了大街小巷。而对美女外表尤其是脸部和身材有特别爱好的，是男人共性。但是，男人随着年龄和阅历，对女人，当然也会转向其他方面的审美。而我，到春熙路几次，却从没抱着去看美女的半点想法，倒觉得，若是真的美，该看到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比如地铁和公交车，随意的街头、饭馆和杂货店等等。因为美的本质是自发撞击眼帘的，更发自内心，美是客、主观的合成，更是一个人内心对美的自然感觉和重塑。”
他还说：“……人面目雷同，尽管文化出身和个人性情各异，但生活方式和人性人心极端雷同。”
当然，假如一个作家的重心都在于外在的性，而不通过性去了解人性，顺带知晓人情、人心，那他就不可能成为被世人公认的杰出甚至伟大的作家。杨献平是否“杰出”“伟大”，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他的文字有真性情。而这“真性情”里面，虽然大部分都是他的“泪水”与“私密”，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彰显了生活对他的鞭笞——命运对他不公，让他不得不束缚自己、磨折自己，最后让自己从内到外遍体鳞伤。他的遭遇，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他的悲伤，也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大众的。
文学的本质是剖析人性、揭示丑陋，但往往却过多地用来书写美好。书写美好没有错，不应该的是为了呈现美好，掩盖了不美好的东西。杨献平本着诚实的心态，写真实的生活，包括他对性在内的现实。这样的书写，甚或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诉说，就会让有些人接受不了。
作为一个刚成年就离开故乡在异地生活的异乡人，杨献平坦诚地说出“高尚使人痛苦，庸俗令人快乐。”他说他对四川人的印象是“四川地方和人群品性可能是中国中等偏上的，其人群并不过分阴柔，其看起来软弱和涣散的外表之中，大多包裹着烈性之志、铁血素质和良善之心。这叫我惭愧。曾经数次自我忏悔：说对不起四川和四川人。”这也许是发自肺腑的话语，要么是性格所致，要么是环境熏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总之，杨献平的身体与精神，同时从成年之前的出生地南太行转移到参军入伍、精神成长的巴丹吉林沙漠，直到西南繁华都市成都，他在故乡与远方之间漂泊、历练、转折、成长、变化，然后发出光亮，温暖自己、照亮他人。因为“他人”之中，也有他这个从故乡走向远方的“异乡人”。
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坦诚，决定了杨献平的写作不可能走向精致化的修辞或观念化的抒情。当一个写作者选择以“异乡人”的目光打量世界，同时又以“当事人”的身份袒露内心时，他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才华，更是一种直面粗粝现实、潜入生活底层的勇气。于是，一种看似“笨拙”、实则深刻的下沉式创作，便成为他与世界对话的必然路径。
“笨拙”的下沉式创作
一个谎言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修补。诚实不仅是一个人道德的基本选择，也是最有效的生存策略。杨献平选择“笨拙”的下沉式写作，其实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他的生存之道。
在《中年纪》里，我看到从巴丹吉林沙漠调到成都平原的杨献平“忽然”生病，那种别人看不见、自己却痛不欲生的“病状”，开始也认为这是一个人敏感、多疑、狭隘甚至见识浅薄的原因。后来多看了几本杨献平的作品，我才深刻地领悟，杨献平是个痛苦的思想者。他的病，是他对社会的感知、对人性怀着深切的悲悯所致。而他毫不遮掩地把这段生活重现出来，是他勇于揭开心底的伤疤，与生命达成和解，让伤口彻底愈合。
古今中外，包括很多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很少有人像杨献平这样，深入骨髓地书写自己的那些“不堪”，甚至把身边的人的“丑陋”与“丑恶”，都一五一十写出来。张爱玲在晚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写她的弟弟张子静（书中名为盛九林）控诉她：“你把我们家里的丑事写出来，拿去卖钱！”张爱玲的弟弟与她的命运截然不同，足见因为文学而产生的思想，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杨献平与他同时代人的命运，包括与他已经“同行”至巴丹吉林沙漠的那些同辈们的不同人生，区别不是在于他们是否爱好文学，更在于他们是否有思想。
在《故乡慢慢明亮》中，杨献平在《南太行河山地理》这篇文章中写道：“所有的丑恶或者美妙都是由人所赋予，但人时常会被自己编造的故事所吓倒。”现实与文学相互映照，才华横溢的张爱玲勇敢地“走出去”，在文坛上大放异彩；而她的弟弟张子静则性格懦弱，留在了那个充满鸦片气息与暴力的旧式家庭中，一生过得平淡且压抑，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杨献平写大伯一家暴打母亲和弟弟，他父亲不声不响自动“躲出去”，有时甚至还要偷偷去给打自家亲人的人说好话，也如张爱玲在“出卖”家族中那些丑事之后，带给世人的震撼。这些在有人看来“不屑”的文字，在很长时间，让杨献平几乎发疯，再加上后来的离婚、再婚，一个夹杂着怨恨、不解与深沉无力感，生活不如意的真实形象浮现在字里行间。杨献平的“自曝家丑”，显得“笨拙”，却让读者从中看出他本性善良、行事淳朴。
杨献平在《红色戈壁》后记《巴丹吉林：自我的觉悟及其他》中，转摘纳博科夫说的那句话“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我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职业，对我来说，写作永远都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他否认它的前半部分，肯定它的后半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杨献平的创作实践恰恰构成了对纳博科夫前半句的有力反驳——如果文学真的毫无“实用价值”，那么他那些让读者“感动与启迪”的文字便无从解释；他笔下那些刺痛故乡人、也刺痛他自己的真实记录，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看似“笨拙”的自我暴露，杨献平证明了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无法被量化的“实用”——它以痛苦唤醒痛苦，以真诚换得真诚。写作带给每个人的“沮丧与兴奋”或许相似，但能否从中淬炼出照亮他人的光，则取决于写作者下沉的深度与坦诚的勇气。
但不要以为杨献平一直沉浸在他个人的欲望里。他在《故乡慢慢明亮》的后记里，写他与故乡以及故乡人的那种感情，即使他写他们，他们都恼恨：“有人恶狠狠地说，看那小子怎么还有脸回‘家’，我听到了很多的愤怒和不解，责怪甚至怨恨。”“为尊者讳……一旦有人反之，便会被斥为大逆不道，是故乡的‘逆子’或者喂不熟的狗。”如此等等。他身体虽然离开，血缘关系却还在家乡；他家乡虽然还有亲人，但家乡已经成为故乡。在故乡与远方之间，身体虽然可以不再漂泊，灵魂却无从依归。这是现代社会很多人的故乡再也回不去的原因。
可以说，杨献平写故乡的文字堪比梁鸿的“梁庄”系列，或者比之更真实、更真切、更真情。我不是说梁鸿写梁庄的文字就不真实、真切、真情，而是梁鸿的写作是“在路上搜索”着写，杨献平的写作是“从心里爆发出来”的写。他们一个记录真实，一个发掘真实。
杨献平愿意通过他的省悟进行表达，他不担心自己的“丑陋”暴露在大众眼前，他也愿意把自己的内心隐痛倾诉给别人——这是他治疗心里隐疾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位作家通过文字进行自我疗愈之后的经验共享。从这点来看，杨献平从自我救赎转向精神迁徙，已经通过文学建构达到一定目标。
而这一切，源自性，始于对生活的直观凝视。
《作为故乡的南太行》中的《家畜们》，杨献平写他小时候放牛，因为曾经听到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不但不害怕“幽灵或者灾祸的使者”猫头鹰，“甚至幻想着我们家的牛，说不定也可以帮我与一个天庭的女子结为夫妻，它们也会像传说中的牛郎一样，把自己的尖角摘下来，让我腾云驾雾，身飞九天，去可恶的王母娘娘面前讨回我亲爱的妻子。”这是小孩子的异想天开，也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这种成熟当然也包含他对性的认识：“犍牛竟然给它母亲交配——这令我心里感到可耻，你也觉得这是有违牛道的行为——我看到了，满肚子都是怒气，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我迅速提了一根木棒，朝正在做爱的犍牛身上打去。我下手很重，棍子都打折了，它依然故我，照常进行……这种顽强在我看来是可耻的——心里也因此衍生了一些厌弃感……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像一种梦魇，一场罪恶的目击，它带给我的是那种人伦的颠覆和伤害，是巨大的，也是不可磨灭的。”动物的性是原始的，幼年的杨献平也有原始的性冲动，继而在欲望中与自己斗争、与现实较量，然后生出敬畏。
但是，人性的恶，不断冲撞、击打这个稚嫩乡村少年，以至成年后的杨献平患上抑郁症。在《作为故乡的南太行》的《我卑微的亲人们》一文中，他写道：“有一次，在河沟，满满的池塘边，我看到她正把一个小孩子的头使劲按进水里——那是一个和我一般大小的男孩，挣扎的四肢像是被刀刃切割的羊羔。”“她让我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人对人的恐惧，害怕同类吞噬甚至虐杀的恐惧。”人性本善，无奈历事太多，利益与欲念催生出恶，人就回到动物的原始，甚至退化更多。
一个作家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如杨献平一样的“笨拙”，并且下沉到生活的真实里，才能写出这样具有发人深省的文字。
文学创作与精神反省
一个人要想成功，几乎都要经历立志、努力、反省、历练、平淡这条道路。立志就是要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努力则要有志在必得的勇气，反省是遭遇挫折或者顺风顺水时的量力而行，历练则是看破人生后的随心所欲，最后的平淡就是人生达到顺其自然的最高境界。写作者要学会思考，更要在反省之后尽力改变，也就是无论是虚构或者非虚构，凡是创作，务必要有精神反省，如此才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启示。
杨献平的散文创作独树一帜，尤其是地域散文，更是注重亲身观察，从历史过往中发掘现世人间烟火，从中寻觅人性深处的善恶。
首先，他是谦虚的。杨献平曾经在和我的交流中说到关于读书与文学创作，他说“这年代读书人少，也不（全）怪读者，是作家自身的问题。”“还要写的与众不同，否则，文学真的要被抛弃了。”这样的自省还来自他的书中。在《作为故乡的南太行》的后记中，他写道：“我总是觉得惭愧。因为，我的这些所谓的文字，放置在整个中国乡村文化，哪怕是当代的这个短暂的谱系当中，其分量未必能惊动一粒尘土。很多时候，我不敢以作家自居，也不愿自称诗人。”
我和杨献平虽然同居一城，但从未单独见过一面，仅仅只是在文学活动中同场出现，而且基本上都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但他这样的言语，比起那些动辄自称是“著名作家”“杰出诗人”的人来说，实在可算一股清流。
“真正的写作者是越写越胆小，也越来越谦卑。如果越写越觉得自我举世无匹，时间会用它不锈的铁锤，告诉顽石及其齑粉：世上本无完美之物。”我不知道文字背后的杨献平是否真正“胆小”“谦卑”，但我认可他的文字细腻、坦荡。而这种“越写越胆小”的谦卑，恰恰是其精神迁徙得以深化、文学建构得以坚实的内在原因。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不会真正审视故乡的粗粝与人性的幽暗；一个志得意满的人，也不会对沙漠的孤独、城市的陌生保持持久的敏感。正是因为谦卑，杨献平才能在从南太行到巴丹吉林再到成都的三重空间转换中，始终保持“异乡人”的警觉与“当事人”的诚实；正是因为“胆小”，他才不敢用华丽的修辞掩盖生活的真相，而只能选择那条笨拙却可靠的下沉之路。可以说，谦卑不是他的姿态，而是他的方法论——它让精神迁徙不至于沦为地理游记，让文学建构不至于变成空中楼阁。所以，杨献平的文字越来越沉得住气。
从他自拟的“南太行”故乡，到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再到西南繁华都市成都，可以说是杨献平人生的“三级跳”，也可以算作是他精神经历的三重空间。
杨献平出生在河北、河南与山西部分地区交界的北方山野，贫困家境与农民父母养育懵懂少年，叛逆时期偷拿村中小卖部的一千多元钱浪迹四方，渴望改变人生命运，也算是在“立志”“努力”。这只“无头苍蝇”碰到南墙之后，幸运地参军入伍，成为巴丹吉林沙漠的戍边军人，在部队反省、历练，最终“心平气静”，通过创作创造了人生辉煌。这样的人生轨迹，既有偶然，亦有必然，它的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人精神迁徙的微观史。
南太行、巴丹吉林、成都成为杨献平散文创作始终围绕的三个核心地理坐标，分别对应着他的故乡、远方与异乡。通过对这三重空间的持续书写，杨献平构建了一个气势恢宏、血肉丰满的文学地理王国，在当代散文领域中独树一帜。
《沙漠里的细水微光》《沙漠的巴丹吉林》《黄沙与绿洲之间》《红色戈壁》是“巴丹吉林文学地理”系列，也是杨献平在苍凉沙漠中生命的重要转折。没有那些孤独、冷寂的体验，甚至残酷的折磨，就没有他对南太行批判性审视中的精神回归。《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故乡慢慢明亮》《自然村列记》等作品构成的“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也无从诞生。作为“农裔城籍”的散文作家，杨献平能有勇气揭开那些诸如父母兄弟与村人恶斗到差点被迫搬家、“被”妻子离婚、差点被人扇耳光等等普通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他的坦诚少有人能比，他的反省精神才能让他涅槃重生。
《中年纪》《西南记：北纬三十读得河山地理》等作品，是杨献平作为“异乡人”对成都这座城市以及西南地域的深度解剖。不同于本地人的熟视无睹，杨献平以“外来者”的敏锐，捕捉着这座城市的独特肌理。他通过文字，不断回溯南太行、巴丹吉林，其实是在“异乡与故乡的自我确证”之间寻找平衡点。他不仅是在对生活回刍，而且是在沙漠的苍凉、故乡的粗粝与城市的烟火中，用“诚实”审视自身，用“开悟”填补缺陷，他的散文就有了灵魂。
杨献平在以第三人称写作的散文《简史或自画像》里说：“对于散文，从没有一条路可以效仿，引领的大师只是提供了一些可能会更好地表现的途径，重要的是他们用文字所展现和抵达的那种境界。……不论何时，语言、境界才是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语言是诡异的利箭，是呼啸的风声，河流一样斗折蛇行，如线如弦，如泣如诉。境界即胸襟和气度，你对他人及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爱，就会有多高的境界。如禅者悟道，神者宽恕，慈悲的怜悯，也是平民的热爱、简朴与庄重。”没有真诚的自我审视，就不会“自己逼自己”，杨献平的地域散文不仅是个人的精神传记，更是我们这个剧烈变迁时代的生动见证。
地域散文写作不是人云亦云的抒情，也不是慷慨激昂的歌咏，而是在故乡与远方之间，基于一手生活经验的文学创作。杨献平不但记录真实生活，更深入探索人的价值与精神困境，他的作品游走在虚实之间，常常具有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细节描写，甚至带有虚构张力，用非虚构的个人经验，完整呈现了精神迁徙的轨迹与文学建构的过程，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成全，最终在当代散文版图上，刻下了独属于他的地理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