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轼来说，不幸的是卷入了党争的漩涡，不幸中的万幸是卷入了宋代党争的漩涡。他所遭受的苦难，无论往前对比汉唐，还是往后对比明清，也就不算什么了。
在反对新法的第一波浪潮里，反对派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财经政策，而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方案却获得了高度一致的赞成。
这个方案貌似合情合理，而且操作难度不大，主要内容就是取消诗赋考试，只考经义和策论。
表层原因很好理解:写诗的才能不同于从政的才能，李白和杜甫都不是做官的料，所以考试的内容不如更加务实一点。
深层原因是:王安石面对的改革阻力实在太大，所以他才认为有必要亲自编写儒家经典的注释版，天下人只要想考试做官，就必须认真学习王安石思想。
表层原因首先浮现，连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都表示赞同，偏偏苏轼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意见，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议学校贡举状》里。
不过，这篇奏章很容易被当成捍卫文学的响亮宣言，其实苏轼的本意和文学没有半点关系。他所表达的那些深刻见解，即便拿到今天来看，都能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开篇先谈大的纲领:任何政策，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因势利导，不能逆势而为。
接下来，苏轼回顾不久之前的失败案例: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里，就有过兴办学校，以期逐渐取代科举的方案，而在实行下去之后，劳民伤财不说，效果还很糟糕，最后人亡政息。
可见，要想真正移风易俗，只有用儒家的老办法，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皇帝做表率，上行下效，自自然然就做到了。
如果要用考试的办法，只会诱发虚伪的风气。比如，用孝道考试，狠人会割下自己的肉奉养父母，怕疼的人会扔下孩子不管，在父母的坟前结庐而居，这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如果非要追求实用，那么没错，就文字的角度讲，策论比诗歌有用，但是，就执政的角度讲，策论和诗歌同样没用。
我们宋朝从开国以来，为什么明知道没用还要这么做呢?很简单，选拔人才没有更好的办法。何况诗赋考试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完全没必要去改。
苏轼接下来列举本朝的例子:如果策论的高下就能决定一个人执政能力的高下，那么杨亿一定落选，因为他的强项是美文，但谁不知道杨亿是个忠诚耿介的好官呢?
如果用经义来选拔人才，石介和孙复显然无人能及，但这二位都是迂腐透顶的人，没有半点做官的能力。我们再看看唐朝，那么多名臣都是从诗赋考出来的。
这里提到的杨亿，是北宋文学界西崑体的领袖，石介和孙复，是学术史上所谓"北宋三先生"之二。
苏轼接下来讲，现在有人专门编纂经史和时事，名叫"策括"，卖给读书人备考策论用。有了这种应试秘笈，考策论的难度大大降低。更要紧的是，策论考试缺乏客观标准，不像诗歌，声律错了就是错了，对仗不工整就是不工整，谁都不会有二话。
再者，无论考什么内容，其实都是书本知识，做官施政根本用不上。但只要把人放到岗位上，能干还是不能干自然就会显现。
在苏轼看来，考试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所以考试到底考什么科目并不重要，既然不重要，当然也就没必要更改，否则只会平白兴起很多波折。
真正选拔行政人才的事情，只能靠皇帝本人和少数几名核心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偏好就会关乎天下兴亡。万一皇帝偏好佛家或道家，那就天下大乱了，只有正统的儒家学术才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拿苏轼这篇奏章去问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很可能表示欣赏，因为他很清楚，设置科举的首要目的是安定人心，给天下人一个向上的通道，让那些有上进心的人可以把精力消磨在这里，免得生事，次要目的才是选拔人才。
通道需要一个门槛，儿这个门槛无论怎么设置，目的就是暂时拦阻一些人。至于拦住的是哪些人，放进来又是哪些人，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当跨进来的人获得行政岗位之后，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时候。
我们对苏轼这份奏章还要特别留意两点:
一是他对皇帝的思想偏好的担心其实暗含着委婉的劝告，认为借科举来推行王安石思想绝对不是好事。
二是他虽然主张正统儒学，但什么才是正统，这与其说是学术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哪一派打赢了哪一派就是正统。恰恰在王安石看来，苏轼就属于才华虽高，但"所学不正"的典型，一旦被重用，注定作恶多端，所以王安石劝宋神宗一定要远离苏轼。
围绕新法的第一场恶斗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