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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在兄弟四人里排行老三，叔叔是他唯一的弟弟，也是我唯一的叔叔。
生于1962年的叔叔，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在奶奶肚子里就营养不良，生下来体格特别娇弱。奶奶因此对他偏爱一些，心疼一些。
家里的孩子多，六个孩子两个大人，仅靠爷爷一人收入，捉襟见肘。日常的伙食就是吃粗粮，地瓜叶子煮玉米粥、榆树钱混到玉米面里烀饼子是常吃的饭，吃个鸡蛋和肉都是过生日的专属福利。
尽管如此，奶奶专门给叔叔藏了点白面、大米，偷偷给他开小灶吃，“小儿子大孙子”，不知道怎么疼才好。
“一吃白面就乐，风匣子拉得‘嘎达嘎达’响，吃苞米面，小脸就耷拉着，饭也不帮着做，小馋猫，哈哈哈……”奶奶晚年回忆往事的时候，总会提起叔叔挑食的事，她用了特别宠溺的语气，把叔叔放在心尖上疼。
多子女家庭，父母偏心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挑食这件事换到了我爸身上，奶奶就有了另外一套说辞。
“还有脸挑，苞米面撑不出你屎吗？多吃多干活！”
爸爸不过比叔叔大了三岁，也是个孩子，却因为调皮捣蛋，好像从来没有被爱过一样，养得一身的戾气——用奶奶骂他的语气骂别人，继承了奶奶的臭脾气。
叔叔则截然不同，有父母偏爱，哥哥姐姐谦让他，性格非常温和，彬彬有礼。在并不富裕的年代，他没干过农活，没吃过什么苦，最重的活儿就是上学。
高中时期，不幸患上了肝炎，休学了一年，爷爷劝他退学工作吧，火车站正好招工。叔叔固执己见，怎么也不听，在奶奶面前哭着闹着，奶奶心疼了，妥协了，他想怎么就怎么吧，最小的儿子宠溺着养，哥哥姐姐都挣钱了，不缺他这个劳动力。
在高中里做了“旁听生”，连续考了两年大学，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东北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法律系，举家庆贺，我家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一年我们村一下子考上两个大学生，另一个是姜老太太的小儿子久柱子，考上了大连海事大学，后来出海当了海员。
很长一段时间里，叔叔都是我们家族的骄傲，提起他，十里八村的人通通竖起大拇指，连我这个侄女也因此被寄予厚望——身上有遗传基因。
叔叔大学期间的寒假和暑假，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光。他的同学会来家里做客，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客气地给奶奶带来礼物。他们对农村的大锅饭菜格外感兴趣，芸豆炖土豆，放几个肉片，锅边拍几个玉米饼子，他们吃得不亦乐乎。我们几个孩子，却喜欢他们带来的饼干和糖果，攥在手里化了也不舍得吃。
姜老太太的儿子久柱子，是叔叔的发小，他家距离我家不过100米的距离，两个人放了假几乎天天在一起，讲他们各自学校的事情。久柱子出海实习时，还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串大香蕉。
九十年代的香蕉是稀罕水果，在遥远的北方，物流不发达，有钱也买不到。久柱子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品尝，他却一脸嫌弃，“船上多的是，吃不完直接扔海里一串一串扔，烂了有臭味。”
一辈子勤俭节约的奶奶心疼了，我也心疼，这要都带回来吃了，得多香啊。
叔叔毕业后，直接留校，在东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做了老师，是家族里的传承人了——老家山东的祖上代代都有私塾先生。爷爷这才由衷地欣慰，小儿子有了出息，光宗耀祖了。
接着就得操办叔叔的婚事，介绍一个又一个女孩，高的，矮的，白的，黑的，走马灯似的来我家串门，我也因此吃了很多零食。
奶奶却一个又一个摇头，要么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要么觉得咱们高攀了，挑肥拣瘦，横竖不满意。
等到我婶子出现时，叔叔已经熬到了27岁，1989年的当时，这个年龄是大龄剩男了。婶子的老家在外地，她是吉林大学法律系的优秀毕业生。在包分配的年代，本来是分配到法院工作的，因为家里没有背景，被人顶替分配到了一个电机厂，做了出纳员，大材小用了。
经人介绍，两个人一见如故。第一次带回家时，我家的大黄狗竟然一声不吭地冲着婶子摇着尾巴。要知道叔叔的前几个相亲对象一来，大黄狗龇牙咧嘴地反对，见了她们人影都叫个不停。
狗通人性。奶奶也信这个理儿。冥冥之中，婶子就成了我家的人了。矬粗矮胖的个儿，眯着小眼睛，和善却不漂亮，奶奶也不挑了，儿子和大黄都没有意见，她也放弃了抵抗。
在农村，男人快30岁找不到对象，会被人叫光棍的。虽然叔叔的发小久柱子，还没有成家，可依着奶奶的心气儿，是绝不能输的，要强了一辈子，儿女也不能输。
1990年的腊月，我的弟弟出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可爱得像一个年画娃娃。
叔叔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了。偶尔几次回家，一定会给我带几本印有“东北财经学院”字头的稿纸，算是对我的激励吧。
久柱子晚叔叔几年才结的婚，媳妇年轻漂亮，他一年到头不在家，媳妇花着他的钱，住着他的房，开着他的车，潇洒自在。
可是，叔叔和久柱子的友谊好像戛然而止了，他们俩越走越远了，逢年过节见了面，也是冷着场，没有了话题。
久柱子每次回家，都要来看我的爷爷奶奶，问长问短，也关心着叔叔的近况，他还像以前一样热情，只是不带香蕉了，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糖果和饼干，他也步步高手，当上了船长。
接下来的几年，叔叔天南海北地做讲座，戴上了黄金手表，开上了豪车，从一个农村小伙子跨越了阶层。他仍然是我们一大家子的骄傲，只是逢年过节也难见面，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奶奶病逝了。叔叔回来了，不情不愿地跟着大家一起磕头，他认为是封建迷信，和他大学教授的认知相悖。
爷爷挪坟，叔叔也反对，他是信奉唯物主义的，这些神啊，鬼啊，是愚昧无知的体现。叔叔和哥哥姐姐们难以融合，见了面也没有话说，回来的次数更少了。
等到爷爷去世，叔叔完成了他最不想完成的任务，磕头、上香、洒纸钱。一切尘埃落定，他如释重负。清明、十五、周年，凡是上坟的日子，他都不回来。新年只回来看一看，见到家里的宗谱也绝不磕头。
事业鼎盛时期的叔叔，站到了高不可攀的山巅，我们仰着头望，也未能企及。谁都知道我家有一个大人物，大学教授，也是出了名的律师，一家人却没有沾上光。
时间来到了2013年，叔叔因为职务变动，上了一股急火，眼睛几乎失明。婶子焦急地求助家人，我爸爸认为叔叔是以前的肝病引起，去去肝火就好了，得看中医。
叔叔却连中医也不信任，也觉得是封建迷信，按几下脉搏能治病吗？他的脑袋摇得像一个拨浪鼓，去了眼科医院，据说是把眼球上的一层膜去掉了，才重见光明，他又像从前一样忙碌，换房子，换车子，赚了更多的钱。
两年以后，叔叔突然确诊了白血病，俗称“血癌”。身体急速消瘦，脸上的肉垮了下来。去医院看他，刚经历了全身换血，整个人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床上，却软弱无力地硬撑着坐了起来，强打起精神，强颜欢笑。
他和奶奶一样，从不服输，把自己拧成一股绳，绷着神经和疾病较着劲。
以前天南海北讲课，现在天南海北治病。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所有大医院走了一个遍，基本流程都是一样的，检查、住院、用药、复查、再用药……久柱子全世界跑，多方打听，给叔叔带来各种消息。
一度，病情有所好转，叔叔又回到了学校上课，他以为自己又一次改变了命运。谁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好转不到半年，又复发了，比以前又严重了几分，彻底出不了医院了。
最后一次看他，他望着哥哥姐姐们，眼泪止不住地流，话都说不出来了。几个月的功夫，病魔把一个翩翩风度的男子，折磨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人，没有人不心酸，没有人不流泪，没有人难过，我们都已预料到了结果，只希望那个残酷的现实晚一些到来。
2017年的最后一天，北风啸啸，冷得刺骨，叔叔在医院安然离世，享年55周岁。
不到30岁的弟弟，独自一个人坐在叔叔的书房里，哭得像一个可怜的孩子。爸爸在，他还可以像一个男孩无忧无虑，从此以后，他只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别无选择。
2018年的第二天，元月2日，叔叔在殡仪馆召开了追悼会。他躺在透明的棺椁里，身着藏蓝色西装，系着黑灰色领带，脚上穿着皮鞋，容貌栩栩如生，好似睡着了一般。
他的哥哥姐姐们泣不成声，侄子外甥们泪眼婆娑。他的同事朋友们肃穆着深情，一言不发。久柱子也来了，坐了一天飞机远道而来，花白着头发，一直红着眼眶，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小伙伴，先自己一步离开。
叔叔彻底地离开了我们，选择了他喜欢的葬礼——鲜花、哀乐、西装、鞠躬。这是他认同的体面，终其一生摆脱了农村的丧礼。
他改变不了别人，也要把自己从旧传统里救赎了出来，也算是一种解脱了。
两年后，叔叔举行了海葬，骨灰顺着洋流环游世界，弟弟无论在哪里，只要到了海边，随时都可以看到爸爸，那个最放心不下他的人。
我每次回老家，家里的一草一木总能看到叔叔的影子，唤醒沉睡的回忆。
屋檐下，叔叔和我坐在阳光里，他耐心地给我抠耳朵，一边抠一边嫌弃脏。
枣树上，叔叔像一只猴子一样爬在树上，朝我扔枣子，故意打我的头。
小溪旁，夏天陪我捉鱼，捉蜻蜓，打水仗。冬天，这里是我们的溜冰场，我蹲在他身后，他拉着我的手，溜过锃亮的冰面，冷不防两个人一齐摔倒，一齐乐开了花。
围着炉火，我们烤花生，烤地瓜，他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听得入了迷……
在我的童年里，叔叔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宠我，爱我，陪我闹，哄我笑。即便成年后，我们相见不多，也分外亲昵，童年的美好回忆是伴随我一生的珍宝。
我相信，有海的地方，叔叔一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