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拐镇与南宫
张范津
这又是一个看似怪诞的题目，石拐镇在哪里？与南宫有何关系？
石拐镇者，山西省和顺县横岭镇一个普通的小山村，若讲此村的特殊，即它坐落于一块儿四面环山小盆地的西南盆沿儿上，从军事意义上讲更便于隐蔽和防守。而其与南宫产生关联的纽带则是八路军129师、是著名的石拐会议。
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编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了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实行合作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而此间，日寇对中国的进攻也已全面展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呼声不绝于耳。战场上尽管许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但最终未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的强大攻势。1937年11月9日、12日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太原保卫战、淞沪会战宣告失败。
此后，抗日战争如何进行、八路军怎样开展对日作战？引起了全国各界，尤其是新改制的八路军官兵的高度关注。被后来国际战争史专家誉为“现代游击战争之父”的毛泽东对此做了更加深切的思考。他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实践依据的。早在8月1日，他就和张闻天自延安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其一“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2013年版，第8页）
8月4日他和张闻天再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要求他们在同蒋介石谈判时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即“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而“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2013年版，第9页）这一思想在8月22日一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他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而“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2013年版，第16页）
至9月25日，毛泽东主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坚定，他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并且进一步强调“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2013年版，第25页）基于“游击抗战”这一战略思想，八路军实施展开了一个阔大的军事布局。
11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连续召开了军民团结抗日动员大会和高级干部会议，全面部署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为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八路军所辖三师各有战略举动。129师则行动更加迅速，于11月13、14连续两日，在石拐镇召开全师干部会议，就贯彻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进行研究部署，他们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战斗。这次会议是129师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史称“石拐会议”。在此次会议上，129师首长和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还着重就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冀南地区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且目前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逐渐高涨，我之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虽然旷野平原的地形条件对我不利，且缺乏山外作战的经验，但只要我们敢于组织部队东进，并且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若这一构思能够实现，我党我军就有了一个广阔的战略后方。从此把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从战略把握上提上了重要议程。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八路军129师部分官兵分八批有序东进，其中第三、四、五批直接进驻了冀南腹地南宫。
第一批为先遣支队，由教导团团长张贤约任支队长，于11月下旬到达邢台开展抗日工作，这是一支带有战略侦察性质的部队，为其后大部队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抗战扩大了政治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二批为挺进支队，以386旅772团参谋长孙继先为队长、教导团政治部主任教员胥光义为政委，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冀南滏西地区隆平县魏家庄，与冀南特委书记马国瑞取得联系，这是129师派到冀南的第一支部队。从此拉开了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第三批为东进纵队，以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为司令员、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为政委，于2月1日到达南宫县苏村，2月8日进驻南宫县城，司令部设在了城内北大街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南宫华兴公烟草经销处。第四批，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骑兵队，于3月19日到达东进纵队司令部驻地南宫县城。第五批，由副师长徐向前、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率领，于5月2日抵达南宫县城，与先期到达的宋任穷、陈再道等会和。
第六批，由386旅政委王新亭率第771团于6月1 0日由太行东越平汉路开进永年、肥乡、成安—带。第七批，由385旅汪乃贵支队支队长汪乃贵、政治委员李定灼率领该支队第一、第二营，于6月中旬从元氏以北越过平汉路进入赵县、藁城、栾城、宁晋、束鹿一带。第八批，由385旅政治委员谢富治率旅指挥机关一部和汪乃贵支队第三营，紧随汪乃贵支队进入该地区，统一指挥和开展该地区工作。至6月底，进入冀南地区的129师部队已完全展开。从此形成了以南宫为中心，以邯郸、新乡和石家庄为两翼，背靠太行山，脚踏大平原，中央突进，两翼共展的战略格局。
随后我党政军领导邓小平、刘伯承、杨秀峰、马国瑞等同志也先后到达南宫，在南宫他们建党、建军、建政。于1938年3月20日，在县城内鲍家街，成立了领导冀南、鲁西、豫北105个县党组织的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8月19日改称冀南区党委）。
1938年4月27日，在现经济开发区保安村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自上而下地健全了全区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指挥系统，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
1938年8月20日冀南第一个抗日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现大屯乡孙李村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行政公署统一领导冀南的行政工作，下辖6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51个县3万多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诞生，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一个统一、坚强的敌后抗日堡垒在冀南平原巍然屹立了起来。
自此，南宫作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首府，也就成为了冀南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成为了冀南抗日军民心目中的“小延安”“抗战红都”，从而确立了南宫在冀南抗日斗争史上的特殊地位。
正如人与人一样，朝夕相处未必是知己，远隔千里也未必是路人。
石拐镇就这样与南宫奇妙的产生了关联。
2015年5月3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