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本章依然是在回应前面章节提过的概念。在第二章提到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本章第三段在强调重复这个概念。不同的是，本章通过天之道和人之道的不同，赋予了圣人——有道者、统治者——做事情属于责任，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的义务。或者，换个词语来说，叫做“天命”。在周朝正统时贯彻以“君权神授”，在之后的朝代表现为“君权天授”，形式上便有“泰山封禅”。尽管在历史的发展中，这种权力的正当性发生了偏移和改变，但在新时代的政府职能解释时，却依然成了一个有效的角度。
尽管在实际中，天之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是难以实现的，但本章依然把其固定成君子圣人的责任。此处对于本章略做引述，借以理解政府对于自身职能的定义。
天道，自然的规律，就像拉开弓弦一样，上弦位高了就把它拉低，下弦位低了就把它升高；有余的予以减少。这就是天道，减少富裕的部分用以补偿不足的部分。
人类社会的规律则与之相反，（人之道）是剥夺本来不足的而用来供给本来就富有的人。有人能把自己有余的部分拿出来供给缺少的它的人嘛？恐怕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吧！
因此，圣人，即统治者根本职责就是效仿天道，为“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不是能力的体现，就算有所作为不是功劳而是天道如此。做的好是职责所在，而不是贤能的体现。
本书的前面章节虽然多处提到“为而不恃”，提到“不争”，却没有提出实质内容，本章的意义是明确提出了圣人的职责。人普遍是自私自利的，越是拥有权力越是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于是财富便会持续不断地向上流动。越是稳定的社会，这种向上流动越是明显，以至于在秦朝之后的朝代中不断出现强大的世家门阀，政府的职能缩小，君权无法更好地体现。东晋的王谢之流，隋唐的陇右之属。直到科举制的全面应用，仍然在明朝出现了江浙集团，发展最后的东林党。天道和人道之争，在历史发展中体现为君权与世家的利益之争。从这个方面来看，“损有余补不足”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