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书，初遇时便知是不同的，譬如《企鹅的忧郁》。未读之前，单是这书名，便像一片来自极地的雪花，轻轻落在心头，带来一丝清冷而奇异的重量。它不像那些喧嚣的故事，倒像一扇望向荒凉雪原的窗，窗内是暖气氤氲的寻常人生，窗外则是一只身着黑白礼服的企鹅，正静静凝视着漫天的灰。
库尔科夫笔下这个世界，并非惊涛骇浪的史诗，而是冬日里一口呵出的白气，瞬间凝结，又缓缓消散，里面尽是些失业的作家、抑郁的动物、提前写下的死亡通知，以及在命运寒风里不由自主、却偏要相互靠近取暖的人。
故事起始于基辅的寒冬，作家维克托失了业，像许多飘零在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生活露出了它俭啬的底子。他从动物园领回一只同样失意的国王企鹅，名叫米沙。这企鹅本是冰原的主人，如今却成了一个公寓里的囚徒，终日呆立，仿佛在思考自己为何会从世界的尽头，流落到这暖气不足的房间里。它的忧郁是静默的，不吵不闹，只是存在着，像一件放错了位置的艺术品。
与此同时，维克托为了生计接受报社撰写“活人讣闻”的工作，却不知自己正步入一个致命的棋局。笔尖落下，字句成文，讣告的主人便会在不久后如期离世，精准得如同执行一项冰冷的程序。起初是巧合，渐渐成了规律，维克托终于明白，自己握着的不是笔，而是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悄然转动着死亡的锁孔。他成了庞大机器里一枚无知的齿轮，在纸上为人生的终局提前签名。
然而，生活自有它混乱而坚韧的逻辑。一个名叫索尼娅的孤儿，被命运的浪头推到了维克托的门前。于是，失业的男人、忧郁的企鹅、失怙的女孩，三个毫无血缘的生命，竟在狭小的空间里构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家。这个家没有契约，没有传统，仅凭一点相濡以沫的本能维系着。它脆弱得如同寒风里的烛火，却又温暖得足以抵御窗外的严冬。
可时代的寒风总是无孔不入。民兵的诬告像阴影般追来，迫使他们踏上了逃亡之路。那条路漫长、未知，充满了战火与离乱的回声。而那只企鹅米沙，甚至因其一身天生的“礼服”，曾被租去出席陌生人的葬礼，在哀乐中扮演一个荒诞的配角，赚取微薄的生存之资。后来，一个关于儿童心脏移植的传言，又将它与索尼娅的命运隐晦地勾连，生命在权力与体制的缝隙里，显得如此轻飘又如此沉重。
读到这里，那只企鹅的形象便不再只是一只动物了。它那一身过于正式的黑白，在杂乱公寓里的格格不入，它那来自遥远南极却困于东欧一隅的境遇，都成了一种无言的诉说。它像一个优雅而悲伤的符号，标记着一种深刻的地缘孤独——不属于此，亦难归于彼，只是静静站立在边缘，承受着被遗忘的寒冷。维克托那句“我就是企鹅”，并非戏言，而是灵魂在镜像前的猛然觉醒。在社会的急速流转与价值的骤然崩塌中，人何尝不是被抛入陌生环境的“企鹅”？失业、迷茫、被无形之手操控，在撰写他人死亡时度量着自己的生存，这种异化感，是那个时代许多心灵共同的烙印。
而那“为活人写讣闻”的工作，更是将这种荒诞推到了极致。它剥去了死亡的神圣与恐怖，将其变为一纸可以预订、可以生产的公文。生命的意义被简化为档案里几行待填的空白，权力的冷漠与民众在长期阴影下的某种麻木，在此形成了令人心悸的合谋。维克托从记录者沦为工具的过程，几乎不带激烈的挣扎，只是一种疲憊的接受，这本身便是对普通人在历史涡流中无力感最真实的刻画。他如同漂浮在宽广河面上的细小枝叶，方向早已不由自己。
也正因此，维克托、米沙、索尼娅，以及后来加入的保姆尼娜所组成的那个奇异家庭，才显得格外珍贵。它是在社会结构裂解后，由人性最朴素的善意向内坍塌、重新凝聚而成的微小结晶。没有血缘的法定绳索，只有相依为命的实际需要与情感慰藉。它在黑暗中不是灯塔，而仅仅是几簇靠在一起的萤火，光芒虽弱，却足以让彼此看清对方的脸，确认自己并非独自一人。他们抱团取暖，对废墟发起最温柔的抵抗，也是对尊严最朴素的坚守。
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维克托在颠沛流离中说出的那句话：“让我们别为每况愈下而喝，我们见过好日子。”这不是豪言壮语，没有激昂慷慨，只是一种平静的陈述，带着淡淡的无奈与不肯褪色的骄傲。它承认了下坠，但更铭记着曾经的高处。在民族集体的记忆里，“好日子”或许已泛黄模糊，但那份记忆本身，就成了锚，稳住风雨中飘摇的魂灵。这句话是整本书的魂，它告诉读者，忧郁的深处，并非空洞的消沉，而是一种对美好过往的忠实记忆，与对当下生存的倔强确认。生存本身，在此刻，就是一种沉默的宣言。
一只企鹅的忧郁，就这样映照出一片土地的创伤与韧度。库尔科夫用的是黑色幽默的笔法，将沉重的政治暴力与历史宿命解构成日常的荒诞，却又不让这荒诞彻底吞噬人性。他在冰冷的现实裂隙中，小心翼翼地嵌入了那些“非血缘家庭”的温情碎片。这些碎片无法修复破碎的世界，却能为行走其上的人们提供些许微光，让脚底不至于那么寒冷。
未来没有承诺，故事没有结局。但那只身着燕尾服的企鹅，依然会站在那里，它的忧郁如同它无法脱下的礼服，是身份，也是重量。而这重量，恰恰证明了生命的存在未曾轻飘。
（2025年12月13日 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