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那几天,天忽然就凉了。
不是秋凉,是那种一夜之间换了口气的凉。早晨起来,院里的水泥地是潮的,晾在绳上的衣裳到晌午还不干。我妈说:要变天了。
我走的日子定在九月一号。
日子是我自己定的,定在开工资以后。厂里八月的钱结下来是三百四十七块,我数了三遍。马师傅给我结钱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说:"不干了?"
我说家里有点事。
她把钱数好推过来,添了一句:"想回来,来找我。你手稳,这行缺手稳的。"
我说谢谢师傅。
三百四十七块,我留下二十七,剩下的缝进包底。
走之前有三件事要办。
头一件是还老孙的钱。
秋后那四百,我妈早早就备好了。她把钱从炕柜最里头拿出来,是一沓碎的,五块十块的居多,用一根蓝线扎着,扎得整整齐齐。她数了一遍,把线解开,重数,又扎上。
她说:"你送去。你自己去。"
我说妈你去吧。
"我去了,"她说,"他得推。他推我,我还得再推回去,两个人在楼道里让半个钟头。你去,他不好意思推孩子。"
我说那他要是不收呢。
"他不收,"我妈说,"你就把钱放在他家桌上,说一句'我妈让我搁这儿',然后你就走。你别跟他讲理,你别解释。你一解释,他就得跟你客气。"
我去了。老孙家在二单元三楼,我上去的时候正赶上他家吃饭。他媳妇给我开的门,一看是我,往屋里让。
老孙坐在桌边上,碗搁下了。
我把钱放在桌上,说:"孙叔,我妈让我送来的。四百。"
他看着那沓钱,看了有一会儿。然后他把钱拿起来,往我这边推。
"拿回去。"他说,"你妈那个病…"
我说:"孙叔,我妈说了,这钱你要是推,我就搁这儿走。"
他手停在半道上。
他媳妇在旁边说了一句:"你收着吧。"
老孙没说话。他把钱收回去了,放在桌子靠墙那一边,压在一个搪瓷缸子底下。压完了,他坐着,看着那个缸子,看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妈这个人。"
他就说了这么半句,后头没有话了。他端起碗接着吃饭,吃了两口,放下,说:"冬冬,你坐下,吃一口。"
我说我吃过了。
"坐下。"他说,"你不坐,我心里过不去。"
我坐下了。他媳妇给我盛了半碗饭,我吃了。桌上一个炖豆角,一个咸菜,一小碟子酱。他们家老太太在里屋躺着,隔一会儿哼一声,老孙就进去看一眼,出来接着吃。
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他说:"你妈那个借条,我搁在箱子里。"
我说嗯。
"我不是要留着它催你们。"他说,"我是要留着它。这话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懂。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懂了——一个人跟你说了话,还给你写了纸,这样的交情,一辈子没有几回。"
我下了楼。楼道里暗,我扶着栏杆往下走,走到二楼拐角,听见他在上头把门关上了。
第二件是把机子托付出去。
我妈找的是二胖他娘,住我们楼上一层,两家处了十几年,从前过年互相送饺子,我爸出事那两天她一直在院里帮着烧水做饭。
她把二胖他娘叫下来,先没提机子,倒了水,说了几句闲话,问二胖他舅那头怎么样,问二胖在厂里学徒累不累。说完了,她说:
"嫂子,我那台机子,你替我照看。"
二胖他娘说:咋个照看法。
"人走了,屋子空着,机子搁在那儿要坏。"我妈说,"这东西跟人一样,你三个月不动它,它自己就跟你生分了。皮带要松,轴要上油,让它转一转。你一个月上来踩一回,踩空转,别上线,转上那么十几分钟。"
二胖他娘说:我也不会踩。
"空转,不用会。"我妈说,"你就踩,别管它转得直不直,它转就行。"
二胖他娘说:那你把它搬我屋去?
"不搬。"我妈说得很平,"搬动一回,得磕一路。它在那儿摆了二十年,它有它的地方。你上去踩,我给你钥匙。"
钥匙是她从裤腰带上解下来的。那串钥匙上只有三把:屋门的,楼门的,还有一个小的,我不知道是开什么的。她把第三把解下来,放在二胖他娘手心里。
二胖他娘捏着那把钥匙,捏了一会儿,说:"你这样,我心里不好受。"
我妈说:"有啥不好受。我就是出趟门。"
"你上哪儿去,你还没跟我说。"
我妈没马上答。她把桌上的水杯往二胖他娘跟前推了推。
"我上铁岭去一趟。"她说,"我们那门子有个表姐,好些年没见了。她在铁岭开了个裁缝铺。"
我在旁边听着,愣了一下。
我们家有这门亲,我知道。过年的时候我妈提过一回,说"我那个表姐在铁岭"。可这十几年,她们连信都没通过。
二胖他娘说:"你身子这样,还往外头跑。"
她说:"趁着还能走动。往后走不动了,想去也去不成。"
二胖他娘叹了口气,把钥匙揣进兜里。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回头说:"老林嫂子,机子我给你看着呢。你要是回来了它也还在,你要是不回来,它也在。"
我妈送她出去,把门带上,回来在机子跟前坐下,把手按在机头那个木头台面上,按了一会儿。
"那门亲,"我说,"你怎么想起走了。"
她说:"你走了,这屋里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守着这台机子,一天到晚听它响,我守着它干啥。"
她说得很淡,说完就站起来去收拾碗了。
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看见外屋地有光。我妈没开大灯,就着灶台上一盏小灯,坐在机子跟前,脚搁在踏板上,没踩。她的手在机头上摸,摸到皮带那儿,用指头按了按,又摸到轴,转了半圈。
她没踩。她坐了一会儿,把灯关了。
第二天早上她说:"皮带有点松了,你明天跟二胖他娘说一声,让她上来紧一紧。"
我说妈,你自己紧不行吗。
她正在扫地,扫到机子跟前,把扫帚停在脚边。
"我不紧。"她说,"我一上手,就不想撂了。"
她说完接着扫,扫到门口,把簸箕里的土倒进炉子。
第三件是我的东西。
我妈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了三个晚上。
头一晚她收拾了一半,第二天又打开重收拾。她把我那两身旧衣裳叠成方块,一层一层压进包里,压完了,把包立起来看看,又放倒重压。她说包得实,路上才不散。
她给我带了:两身换洗衣裳,一双棉鞋(去年做的,我没穿几回),一件她今年春天给我改的褂子,一包针线,五个她自己腌的咸鸡蛋,还有一小包红糖。
红糖是给我路上冲水喝的。她说南边热,坐车出汗,得喝点甜的。我说妈,我又不是走一年。她说:"我知道。"我说那红糖带上干啥。她把那个纸包往包底塞,塞到最底下,压住,说:"你到了那边,头一天要是不知道吃什么,就冲一杯这个。"
我没再说话。
她收拾完了,坐在炕上,把包拉过来,抚了抚包上的灰。她说:
"我跟你说的那些,你记住了没有。"
我说记住了。
"你说一遍。"
我说:不跟人横,不跟人软;人家给你气受,你当时不还嘴,你回来想办法;钱别和人家混着放;每个月发了钱,先留出房租和饭钱,剩下的再寄回来。
她说:还有。
我说还有啥。
她说:"你的名字。"
我说妈,这个我记住了。正月里你就说过了。
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地上的包。
"正月里我跟你说,是让你记着。"她说,"现在我跟你说是为什么。"
"你的名字叫林守冬。"她说,"南方人听不出咱们这个口音,会问。人家问你叫什么,你就说,林——守——冬。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别含糊。你一含糊,人家就给你记成别的了,记成'林秀冬','林淑冬',记成什么都可能。"
我说记成别的又能咋。
"记成别的,"她说,"你就是别人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那个包。
那会儿我不明白这句话有多重。我是后来才明白的,她这辈子,锅台上、机子上、账本上,都是别人的名字:向东他妈,老林媳妇,六号楼一单元的林家。她自己的名字,我十几岁才头一回听人叫全,是她娘家那边来的一个远房亲戚,喊了一声"秀兰"。她听见的时候愣了一下,愣完了才应。
她把自己的名字丢了半辈子。所以她不肯让我丢。
走的前一天,我一个人去了两趟。
头一趟是上午,去了我哥说的那个三角地。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天不是赶活儿的点,墙根下只有两个人,一个在睡觉,一个在抽烟。我把那块地方看了一遍:楼,墙,路牙子,电线杆,对过那家卖包子的。四年前我哥在这地方换了一下手,把琴从左肩换到右肩。
我在那儿站着的时候想:我也要走这条道了。
心里没什么大动静。我原以为会有。正月二十六到今天整七个月,七个月里我天天早上六点半出门,三条街,走路十五分钟,晚上六点回来。这条道我早就走熟了。今天走的这一趟,只是比平常远一些。
第二趟是傍晚,我去了东郊。
坟地那边我认得路,出殡那天走过一回。这回我自己去的,骑着老赵家借来的倒骑驴,路上买了一刀纸。
坟上的草长起来了,长得挺高,我拔了一遍。拔完了才想起没带手巾,就用手背擦了擦脸。
坟前那个小土包是下葬那天堆的,塌下去了一些,我用脚把边上培了培。
我把纸点着,蹲在旁边看它烧。
我说,爸,我走了。
我说妈让我上南边去。她说这边没道了。
我说你放心,我记着你说的话。机器不骗人。
我说我想的这几句,别的我说不出来。我这个人从小就笨嘴,我妈说我随我爸。我爸一辈子话少,一年的说话量搁我这儿能用三年。
纸烧完了,我把灰用土压住。
我站起来的时候,往西边看了一眼。西边是厂区,那一片高高低低的烟囱,有几根还冒烟,冒得很淡。我爸那台车床就在那里头,我不知道是哪间厂房。他蹬着三轮从那儿出来,蹬了三年,被抬进去又抬出来。
我在坟前站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这辈子,最远去过沈阳。
我爸是河北人,闯关东来的,可那是他爹带着他来的,他那会儿才三岁,不算他的路。
我爸一辈子的路是两站地。
我第二天的路是两千八。
我骑上倒骑驴往回走,风从后头过来,吹着背,不冷。
九月一号那天早晨,天阴着。
我妈四点半就起来了。我听见外屋地有响动,起来看,她已经把饭做上了:小米粥,两个煮鸡蛋,还有昨天蒸的馒头。
"吃了再走。"她说。
我坐下吃。她坐在对面,自己没吃,就看着我。我把两个鸡蛋都剥了,一个搁在她碗里。她说她不吃。我说你吃,你昨天就没吃鸡蛋。
她看了我一眼,把那个鸡蛋拿起来,吃了。
吃完,她把我的包拎到门口,立在那儿。她给我把褂子的领子抻了一下,两只手在我肩膀上按了按,按住,按了一会儿。
"外头冷,把褂子扣上。"她说。
我说妈,八月底。
"车上冷。"她说,"车一开,往北走,到夜里就冷了。"
我说它往南走。
她说:"往南也冷。你在车上坐着不动,坐着不动就要冷。"
我没跟她争。
下楼的时候她没下来。她站在门口,说:"我不下去了,我下去还得上来。"
我说嗯。
我背着包往下走了两级台阶,听见她在上头说:
"冬冬。"
我抬头。她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
"到了就给个信儿。"她说,"不用写长的。就写你到了,你挺好的。"
我说知道了。
她说:"你哥那边,你也打听打听。要是碰上了…"
她说到这儿停了,然后接着说:
"碰上了就说家里都好。"
我说嗯。
我下楼,出了楼门。院里的水泥地是湿的,昨晚下过雨。我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窗户开着一条缝,没人。我知道她在屋里,她这是不站在窗户跟前。
她这辈子,不站在窗户跟前看人走。
火车是绿皮的,走的是京哈线。
我买的是硬座。票是托马师傅的丈夫买的,他在站前一个单位上班,认得售票口的人。
车厢里满。过道上堆着编织袋,有人坐在袋子上,有人坐在自己带的马扎上,还有两个人干脆在门口接缝处铺了张报纸坐在地上。风扇在车顶上挂一排,转得有气无力,吹下来的风是热的,混着煤灰。
我把包放在腿上,抱着。三百二十块钱在包底的夹层里,我妈用两块布缝起来,缝了密密一圈。她说:钱别都搁身上,搁里头,你人不离包就行。
对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一身深蓝的干部服,袖子挽到手肘,带着一个帆布提包和一个铝饭盒。他上车就开始吃,吃的是咸菜就馒头,吃了两个,把饭盒盖严实了收起来。
他吃完跟我搭了个话:"小姑娘一个人走?"
我说嗯。
"到哪儿?"
我说广州。
"打工?"
我说嗯。
他点点头,说:"我这也是往南边去。我是锦州的,我们厂在那边有个点,让我过去管库房。"
他说他们厂也快不行了,说南边的活虽然累,钱到底是钱。
我没怎么搭话,他就不说了,靠着窗户睡了。
车过了铁岭以后,天就暗了。
窗外的地平了。东边是山,西边是一片一片的平地,地里有没收完的东西,一垛一垛垛在地头。我盯着窗外看,其实看不清什么,玻璃上有灰,看出去的东西都蒙着一层。
我忽然想起来:我妈这会儿在铁岭。
她走之前那天晚上,她跟我说:"我跟你一天走。你往南,我往北。"
我说妈,你一个人去行吗。
她说:"我坐过车。我嫁你爸那年来沈阳,坐的就是这趟线的车。"
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住几天就回来。人家要是留我,我就多住些日子。"
我说妈。
她说:"你说。"
我说你要是住得惯,你就多住些日子。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把钥匙给二胖他娘了。"
这就是回答。
车过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不知道那是几点。车厢里的灯亮着,黄黄的,人都在打瞌睡。我一个人靠着窗坐着,忽然听见有人说话。前排有个人扒着窗户往外看,跟旁边的人说:"到江了。"
看不见水。底下是黑的,只看见一条更黑的线,宽宽地横过去,线的那一边是同样黑的地。水面反着一点天光,很淡,淡得像有人在黑布上用手指抹了一下。
我把脸贴到玻璃上。玻璃是凉的。
江上没有冰。八月底,正是江最满的时候。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条黑线过去,忽然想起我姥爷。
我姥爷说:江在心里头。我活了七十年,江开几号我掐得准。
那是我十三岁那年冬天,他在我们家窗户跟前说的。窗外头没有一点江,只有一片雪,和雪上的一道车辙。他坐在炕上看着那片雪,说他掐得准。
他掐得准,可他连我们家的窗户朝哪边开都记不住。他记的是江。一个七十岁的人,住在松花江边上,一辈子看着江里的冰下来、化开,看着江冰撞在江心的石头上。那些东西长在他心里头,长成了他的钟。
我十三岁那年不懂这个道理。我那会儿以为"掐得准"是个本事,跟手艺一样。
我妈那回从吉林回来,坐在我炕边说:我爹说,江冰走的时候,一大块一大块往下游顶,撞到江心的石头上,能撞出白烟来。他说这一辈子的白烟,他看不完。
我十三岁那年不懂这话。我十六岁这年,还是不太懂。
我只是在这一刻,在过江的时候,明白了一件事:我姥爷一辈子看一条江,他看不够的东西,是他自己心里头的那一条。
我这一趟过江,往南走,看不见冰,看不见白烟。
我手里攥着包。
后半夜,那排风扇停了。
车厢里的空气就厚了。有人在过道上走动,有人打呼噜,有人拿衣服裹着头睡。我还是坐着,不敢睡,也不敢把包放在腿上睡,我怕我睡糊涂了,手一松。我把包带绕在手腕上,绕了两圈。
靠着窗户,我慢慢想。
我想的是江那边。江那边有一间屋,屋里有一台蝴蝶牌的机子,黑漆金字,用一个布罩罩着。罩子里头搁着一件外套,是我妈去年给自己做的,做到一半,一直没做完。这件衣裳我看过很多回。袖子上了一半,领子没上。
她今年春天还在做,做了两个晚上,做到第三个晚上没做。她把衣裳折起来,搭在机头后头,罩上布罩。
她这一辈子给所有人做衣裳。给自己做的,只这一件,没做完。
我想的是明天。明天到了广州,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表姨的地址我抄在纸上,抄了三遍。这个地址是我妈给我的,给我之前她对着灯看了一会儿,说这是十年前抄的,人家现在还在不在那儿,得去了才知道。
我说要是找不着呢。
她说:"找不着你就找活儿。你有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不犹豫。她这个人不怕找不着,她怕的是我没有手。
我想的是我爸。
我爸这辈子最远到过沈阳。他从河北到这个院子,中间就没动过,从家到厂子,两站地。他用两条腿、一辆自行车、一辆三轮车走完了他四十六年。
我今年十六。我要走两千八百里。
我心里想过一件事:我要是走成了,我比他走得远。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没觉得高兴。我反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
他要是能走,他早走了。他不走,是因为他要守着。他守着一台车床,守着一个家,守着一个"名目"。他守着守着,人就没了。
车厢那头有个女的在给孩子喂水。孩子哭,她拍着,一直拍,拍了很久。后来孩子睡了,她把孩子放在腿上,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把孩子的鞋脱下来,攥在手里。她抬起头的时候,正对上我这边的眼睛,就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我笑的时候眼睛有点热。
我把手翻过来,看我的手心。
我这双手,是我妈的手的缩小版。虎口那儿还没有印子,关节还没粗,手心有茧,在机子上踩了半年磨出来的。我攥了一下,攥紧了,又松开。
眼泪到底没掉下来。
我对着窗户说了一句:"爸,我走了。"
说完这句我就没再想什么。
车过岭的时候天亮了。
我后来问过别人,才知道那条线是从南岭的边上绕过去的。天亮的时候,窗外的颜色变了:地是红的,土是红褐色的,山上长的东西跟北边完全不一样,绿得厚,一层压一层,看不见石头。
我在北边长大。北边的山是灰的,绿是浅的,露着石头,露着土。这一带的绿是闷住的,不透。
早上七点多,车在一个站停了。我不知道那是哪一站。站台上有人挑着担子上来卖东西,卖的是煮鸡蛋和粽子。那个锦州的男人买了两个粽子,剥开一个,递给我。
我说不要。
他说:"吃吧。到了一个地方,先吃它一口东西,人就不慌了。"
我接了过来。
粽子是咸的,里头有一块肉,还有半个蛋黄。我吃了一口,觉得奇怪,又吃了一口。
他笑,说:"北边人不吃这个。"
我说嗯。
"习惯就好。"他说,"人这东西,什么都能习惯。"
他说完把另一个粽子也剥了,搁在我跟前的桌板上,说:"这个我给你搁这儿。你饿了吃。"
我说谢谢。
他说:"不用谢。我闺女跟你差不多大,在南边念书。我一年见她两回。"
他说完就靠着窗户不说话了,眼睛看着外头。外头的红土一闪一闪地过去。
八月底的南方,天亮得早,热得也早。车窗开着,吹进来的风是潮的,热的,带着一种我不认得的味道。
我靠在座位上,把包抱得更紧了一点。
后来这些年,有很多人问过我类似的话。
前几年有个记者,四十来岁,问我一辈子最远去过哪儿。我说,从铁西到广州,两千八百公里。
她拿笔在本子上记了一下,抬头又问:那最近的一回呢。
我说最近的一回,是我家到我爸的厂子,两站地。
她愣了一下,笔停住,抬眼看我。她说:两站地?
我说:两站地。
她还想问什么,后头的话没问出来。她看了我一会儿,把笔搁下了。
我没跟她解释。她那会儿年轻,还没到能听懂两站地的岁数。
我十六岁那年,九月一号,早上四点半起来吃了两个鸡蛋,背着包下楼,出了院门,往南走。我爸十六岁那年,从河北到沈阳,进了厂,在车床跟前站了三十年。
他的两千八,是原地不动的两千八。我的两千八,是走了的。
我们父女两个人的路,加起来,才够得上一个"远"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