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散文《随遇而安》，开头一句话即是：我曾当过一次yp，真是三生有幸，不然，这一生真是太平淡无奇了！
被当作yp批斗劳改，却自称三生有幸，这似乎深谙阿Q精神胜利法之真谛，与金圣叹临刑前那句名言＂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风味＂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种人生哲学颇具道家风范，但也蕴含着一种参悟人生百味的苦涩在其中。纵观汪曾祺的一生，随遇而安实在是其不得以为而为之的一种行为范式。
应该说，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应该还是一位好学上进的读书人。当年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汪曾祺避居乡下时，曾带了屠格涅夫与沈从文的小说做消遣读物，没想到翻来覆去的阅读让他喜欢上了沈从文，为了追随沈从文学写作，他不顾路途遥远，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到昆明西南联大报考并一举考中。先不说汪考西南联大的动机，单是考上这一件事就可看出汪当年的学业实力不可小觑。
在西南联大读大学的汪曾祺，大概最初也有过像当年鲁迅一样的文学救国梦想，惜乎当时的旧中国风声鹤唳，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也许正缘乎此，上大学时期的汪曾祺作风自由散漫，除了上恩师沈从文的各体文写作等课程，其余时间大多都呆在宿舍中做寓公了。他读了很多书，古今中外的名著，以及吴其浚的《古今植物名实图考》等一批杂书。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文学作品大多经沈从文之手在《大公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出来。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还遇上了自己一生的至爱～在西南联大有病美人之称的施松卿，也正是因为在日后有了贤妻施松卿的帮助，汪曾祺才能得以在复出的八十年代得以静心创作，井喷似地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一系描绘苏北里下河生活的小说，奠定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坛的地位。
年轻时，汪曾祺四处飘泊，居无定所，建国后才定居于北京蒲黄榆的一处小两室中，而这正是蒲松卿在北大分配的小房子，汪曾祺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在这套小房子里挤地方读书写作，还经常上街买买菜遛遛弯，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成了大家口中戏说的北大“男家属＂
年轻时，汪曾祺就有牙痛的毛病。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但汪曾祺不然，腮帮子肿老高，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看你能奈我何！汪的随遇而安由此也可见一斑。
无论是坠入人生低谷的张家口时期，还是近乎登上峰巅的八十年代，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使汪曾祺得以最终渡过了人生中一次次难关，这或许就是汪曾祺始终以宠辱不惊面目示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据汪曾祺所讲：“人生是很好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