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长辈的事，在我的心里折腾了好多年，每次想起来，我都揪心的痛，但又无法把自己的痛说给人听，今天，我鼓起勇气，把那位长辈的事说出来。

      童年时，我经常问父亲，我有二伯、三伯，我大伯呢？父亲总是眼一瞪，然后朝我挥挥手，去去去，你大伯早死了。我上中学时，也有几次问父亲，大伯怎么死的，父亲又是不耐烦地搪塞我，说病死的，问这些干什么，看你的书去。参加工作后，父亲才告诉我，大伯是1945年被抗日队伍砍死的。父亲说我大伯的事时，声音低低的，父亲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给鬼子做了三年饭的大伯穿了一件鬼子的皮鞋回到村里，大伯是夜里回来的，第二天一早就被村里的民兵带走了，然后就在村东的那座桥下被“镇压”了。多年来，我总是很自豪地给人们说我二伯的事，因为我二伯当年是解放军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南下时是英雄团长，我经常给同事们讲我二伯的英雄事迹，讲他如何一人一枪深入敌后刺探敌情扰乱敌营，讲他带领全团如何冲在最前面，把红旗插上敌人的阵地，讲他三年解放战争八次负伤······而大伯的事我绝口不提。

      二十多年前，二伯从湖南回山西探家，那年他刚刚离休，在家乡的小院里，我顺便问起大伯的事，二伯说起我大伯当年，总是欲言又止。大伯长二伯一岁，1942年冬天我奶奶大病一场，为治疗我奶奶的病，家里欠了太多的债，15岁的大伯不得不外出打工，家里人都不知道大伯在外打工做什么，反正隔一段时间大伯就会匆匆忙忙回来看看我奶奶，留一点钱，然后马上匆匆忙忙离去，1944年结婚时，也只在家里住了几天。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家里的债还清了，但大伯没了，村里人都说大伯为鬼子服务了三年，做了三年饭，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该死，奶奶成了汉奸的母亲，出门自然低三下四，二伯在村里进进出出，都被人指桑骂槐，说汉奸的弟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县里组织“二月二大参军”，二伯实在忍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偷偷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跟着队伍离开了家乡，解放太原时，二伯冒着枪林弹雨连端敌人七个雕堡，成为太原战役的战斗英雄，并在部队担任了连长，部队要南下时才给家里写信告诉自己的情况。一夜之间，我奶奶从汉奸的母亲，变成英雄的母亲，奶奶的人生变化的实在是太大了，那天，奶奶拿着二伯的信，站在村里的大街上，对着一条长长的街道，疯子一样的连喊三声“我儿子是英雄，我儿子是太原战役的战斗英雄”，从此，奶奶在村里来来去去，总是高昂着头，再也听不到有关汉奸母亲的议论。

      奶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几十年了，故乡的那条街道还是老样子，只是两边的建筑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土房子变成了砖瓦房，低房子变成了高楼。我无数次在那条街上行走，童年时和一群同龄的孩子一起追逐嘻闹，少年时背着书包唱着歌儿经过，现在回家开着我的车也从那条街道穿过，我不知道奶奶当年站在哪个位置痛快淋漓地发泄她心中积下好久的那份怨气，但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奶奶当年的那种郁闷后的愤然释放，那句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儿子是英雄，我儿子是太原战役的战斗英雄”饱含了一位母亲太多太复杂的情怀。

      我清清楚楚记得是1993年的一天，我父亲给我打电话，让我联系太原钢铁厂一位姓杨的工人，说有可能是我大伯的儿子，那是夏天的一个上午，我见到了我大伯的儿子，从我堂哥那里，我了解了又一位母亲悲苦的一生。1945年9月，我大伯被“镇压”的那天夜里，刚刚怀孕的大婶偷偷去村东的桥下找她男人的尸体，只看到桥壁上飞溅的血迹，还有月光下缓缓流动着的血色的河水。大婶实在忍受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从桥下上来，毫不犹豫离开了让她伤心的家乡，再也没有回来过，奶奶和三伯他们寻找了大婶多年，一点信息也没有。从那一个夜里开始，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有一位瘦弱的女人穿行在风风雨雨中，饿了就沿街沿村乞讨，渴了就在河边双手掬水喝几口，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在一间废弃的房子里，她的孩子出生了，她把孩子绑在身上继续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全国解放后，她才在太原市郊区一间无人居住的民房里住下来。她的儿子渐渐长大了，她从来没告诉儿子父亲是谁，老家是那里，只告诉儿子姓杨，他父亲是个好人，得病去世了。40多年过去了，直到1993年病重弥留之际，才把自己心中隐藏和压抑了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儿子。我堂哥在自己48岁的时候，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去年我和堂哥一起回家乡扫墓，堂哥已是60多岁的老人，在祖坟前，堂哥老泪纵痕，唔唔痛哭，我没有安慰他，我知道他心中的感受。那些伤痛的事虽然已过去多年了，历史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有些痛彻心肺的事真的难以忘记。

      我和堂哥驱车经过那座桥。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石桥，桥下杂草丛生，河水已干枯。堂哥下车下桥，恭恭敬敬地面对桥洞掬了三个躬。当年那位男人可能做错了事，但他毕竟也是一位父亲，一位有血有肉的父亲。

    历史的是非功过，有谁能说的清呢？

      （初稿写于2011年，修改于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