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前，我先邂逅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因此一度以为，杨绛和钱钟书就是翻版的三毛和荷西。
他们一个执著坚韧，一个幽默风流，皆向着自由而去。且两人之间总有一人是“拙”的，举手投足脱离了学者的拘谨刻板，仿佛还有尚未褪尽的孩子气。
1935年7月，杨绛与钱钟书婚后共赴英国牛津求学。在那里，他们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虽然生姜、酱油在牛津是奇货，他们仍是不懈研究，以雪利酒代替黄酒，用文火慢炖，竟也做出了一道红烧肉。
除了烹调，他们也一同谈诗论诗，不忘学者的本分。久而久之，他们总结出品诗的规律：“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两人的自信与默契。
1937年5月，女儿圆圆降生。从此，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份牵挂与欢喜。圆圆和钟书最“哥们”，就像杨绛膝下的两个顽童。而杨绛体弱，也时常受父女俩的照顾。这个家，因圆圆的到来而愈加圆满。
圆圆长大后，受父母的熏陶，嗜书。杨绛这样形容家庭生活：“我们三人各自工作，各不相扰。”只一句，便勾勒出一个单纯动人的家庭场景。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钱钟书因《围城》出名后，这个家的生态也受到了无可避免的冲击。杨绛叹道：“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看似是作为学者的谦逊，实则是对于名利带来聒噪的愤懑。
她不要钱钟书做动物园里为人围观的稀奇怪兽。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
“钟书说：'都听见了。'他耳朵特灵，他睡着也只是半睡。这时他忽把紧闭的嘴拉成一条直线，扯出一丝淘气的笑，怪有意思地看着我说：'绛，还做梦吗？'”
在她眼中，他仿佛只是个笨拙又淘气的大男孩。
而圆圆，则是她手心的珍宝，是她一生的牵挂。
圆圆幼年早慧，常说出些出乎意料的话语。某次久别重逢，圆圆却要赶父亲走：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幸而钟书先生机敏，及时在女儿耳边说了一句话，使得她“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
当时杨绛在一旁疑惑：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
但她始终没有问。
或许是她尊重父女之间的秘密，也或许，此时此刻作为母亲，见证了父女之间的爱意流动，足矣。
百度百科里，本书强调的是“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
杨绛将全身心托付于家庭，相对于学者，她似乎更愿意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但，情至深处，难免面临分离。
1997年3月4日，钱瑗去世。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去世。
杨绛独自一人做起了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
她化作飘落乱石间的黄叶，一步步抚摸来时的驿道，一路路都是离情。
她在梦中不愿醒来，她的心太狭窄，窄得只容得下两个人。
2016年5月25日，杨绛去世。
这一年年孑然走来的坚韧，与其说是乱世时的学者经历磨砺了她，不如说是与钟书和圆圆的相濡以沫挺拔了她。
但这一个万里长梦，或许永远也不会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