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大家见到的言辞与行动在很多情景下都是不一致的，表面上，我们谴责这种不一致，实际上，我们需要甚至要求这种不一致。
平日里最多见的，莫过于形式上的要求。比如，领导来视察了，咱们这卫生要好好搞一下，人员都要打点好，尽量把平时“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没有“好的一面”，那就创造“好的一面”。视察完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北京奥运会期间空气非常好，奥运会一结束，空气也糟糕了起来，人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奢望，所以自然也没有太多抱怨。
这种不一致可以说成是阴面与阳面的区分，表面上我们必然要倡导一些褒义词形容的东西，实际上呢？我们肯定要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做，在表面上的要求与实际利益一致时，那正好皆大欢喜。不一致时，那人们肯定是按实际利益去做，然后表面上看上去符合各种规章制度。
制定规章制度的人知道这回事吗？肯定知道，他们自己也依赖这种做法，他们下来视察的时候，提前通知了咱们，更高级别的领导去视察他们的时候，也提前通知了他们。要是有个人去视察，然后不提前通知呢？那这人就是君子，在大家都是小人的情况下，你做君子，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滚去都是君子的地方做君子，要不你就跟咱们一样变成小人。
而我，我不想做小人，但这并不是因为我骨子里是君子，不屑于做小人，而是因为自由上瘾了，一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就浑身不不自在。而我的意愿，恰好跟很多人不一样，别人就以为我是君子，跟很多小人不一样，这完全是误解了我，跟很多小人不一样的，还有那种巨奸不是。
言辞和行动，究竟需不需要一致呢？这很难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是成本很低的事，“做”的成本就很高了，按经济学的说法，人人都要利益最大化，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那说能搞定的事，就不需要做了嘛，那些教成功学的，都是靠说才成功的，学成功学，而后成功的，也都是学到了如何教成功学，而不是学到了某个普遍的成功方法，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方法。
另外，言辞可以看成是理性状态，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什么什么权利，可实际上却不是如此，要是咱们一直都说实际上如何如何，没了更高的理想，没了生活的盼头，叫人怎么活呢？你们的小孩每次做了什么事，你难道都要说：“别担心，不到一百年你就死了，没人会笑话你的，放心去做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