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册
一九八五年的冬天，定西北边的华家岭上，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人的脸。
苏桂芳把脖子上那条红围巾又往上拉了拉，遮住已经冻得没知觉的鼻子。围巾是临出门前娘塞给她的，说这是她当年的陪嫁，纯羊毛的，让她到了婆家别丢了城里人的体面。其实哪还有什么体面，爹死后，她在兰州棉纺厂的工作被顶替，娘改嫁去了新疆，她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家，只能投奔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舅舅——据说在定西华家岭的某个山沟里当农民。
班车在土路上颠了整整一天，下午三点，她被扔在一个叫“三十里铺”的镇子上。司机朝东边的山梁上一指：“顺着那条道往上走，看见最高的那棵歪脖子榆树，底下就是你舅家的村子，大坪村。”
苏桂芳背着铺盖卷，踩着积雪覆盖的羊肠小道往山上爬。风从四面灌过来，她觉得自己像一片随时会被吹走的枯叶子。爬了两个钟头，太阳快落山时，她终于看见了那棵歪脖子榆树。
榆树底下蹲着一个穿黑棉袄的年轻男人，身边放着一架老式照相机，手里正摆弄着什么。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来。
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二十出头的样子，眉眼间带着定西人特有的黝黑和粗糙，但眼睛很亮。他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那条红围巾上停了一瞬，又低下去，继续摆弄手里的相机。
“同志，请问这是大坪村吗？”苏桂芳喘着气问。
“是。”他只吐了一个字，头也没抬。
“那……您认识苏万有吗？我舅舅。”
男人这才又抬起头来，仔细打量了她一遍：“苏万有是我大（爸）。你是……兰州来的那个表妹？”
苏桂芳点点头。男人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把相机往肩上一挎：“走吧，我带你去。”
他走在前面，步子很快，苏桂芳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走了几十米，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把她肩上的铺盖卷接了过去。
这是苏桂芳和表哥刘锁成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会把她的人生搅得天翻地覆。
舅舅家比她想象的还要穷。三间土坯房，窗户上糊着报纸，炕上只有一张席子和两床露出棉絮的被子。妗子（舅妈）是个干瘦的女人，一见她就抹眼泪：“可怜的娃娃，路上受罪了。”又从灶台底下摸出两个鸡蛋，那是攒着要到腊月换盐的。
晚上吃饭，炕桌上摆着洋芋疙瘩、酸菜，还有一碟咸菜。舅舅苏万有蹲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半晌才开口：“桂芳，咱这地方穷，比你兰州差远了。可再穷，也是你舅的家，你就安心住下。”
苏桂芳低着头，眼泪掉进碗里。
刘锁成坐在门边的凳子上，始终没吭声。吃完了，他把碗一推，起身出去了。妗子叹了口气：“这娃，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就会摆弄那破相机。”
后来苏桂芳才知道，刘锁成在镇上的文化站学过几天照相，回来后就跟入了魔似的，攒钱买了台二手海鸥相机，农闲时就背着相机在附近的村子转悠，给人拍照挣点零花钱。在这个填饱肚子都费劲的地方，照相是个稀奇行当，乡亲们嘴上说他“不务正业”，可真到了过年过节、娶媳妇嫁闺女的时候，又都上门来求他。
腊月里，刘锁成去邻村给人拍全家福，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卷胶卷，晚上就钻到自己那间小屋里冲洗。小屋原本是柴房，他用棉被堵住窗户，点一盏红灯，就算暗房了。
苏桂芳第一次看见那些照片，是在一个傍晚。她路过柴房门口，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暗红色的光。她好奇地推开一条缝，看见刘锁成正俯身在木盆前，用镊子夹着一张相纸在药水里轻轻晃动。
红灯下，他的侧脸显得格外专注，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他察觉到有人，转过头来，看见是她，愣了一下，又转回去继续手里的活儿。
“进来吧。”他说。
苏桂芳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站在他身后。盆里的相纸上，渐渐浮现出几个人影——一家五口，坐在土坯房前，大人绷着脸，小孩子咧着嘴，背后是光秃秃的山梁。
“这就是照相？”她小声问。
“嗯。”他从盆里捞出相纸，夹在绳子上，“显影、定影、水洗、上光，一张照片要小半个时辰。”
绳子上一溜挂着十几张照片，有老人，有小孩，有穿着新衣服的年轻媳妇。苏桂芳一张张看过去，忽然在一张照片前停住了。
那是她。
不知什么时候，刘锁成给她拍了一张。她站在院子里的歪脖子榆树下，那条红围巾被风吹起来，正回头往这边看，脸上带着一丝惊讶。
“你啥时候拍的？”她心跳漏了一拍。
“你刚来那天。”他低着头收拾东西，声音闷闷的，“胶卷还剩一张。”
苏桂芳盯着照片里的自己，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在兰州的时候，她也拍过照片，可那些照片都是板板正正的，不像这张，像是把她的魂儿都抓进去了。
“这张……能给我吗？”
刘锁成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红灯下，他的眼睛很亮。
“等干了，给你。”
那个冬天，苏桂芳在大坪村安顿下来。她帮妗子喂猪、做饭、纳鞋底，慢慢学会了用柴火灶，学会了在滴水成冰的早晨去泉里挑水，学会了把一颗洋芋吃出七八种花样。可最难熬的不是穷，而是闷。
村子在山梁上，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一天到晚除了风声，就是狗叫。舅舅和锁成白天上工，妗子不是纳鞋底就是打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只有刘锁成回来的晚上，才有点活气儿。他在那间柴房里鼓捣照片，她就凑过去看，有时帮他打下手，递个镊子、换盆清水。他不爱说话，可她问什么，他都答。
“这药水是啥？”
“显影粉，对的水，二十度。”
“这照片咋是反的？”
“底片嘛，印出来就正了。”
“你咋学会这个的？”
“文化站有个老师傅，教的。”
时间长了，她发现他不是不爱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小就没了亲妈，后妈——也就是现在的妗子——对他谈不上坏，可也谈不上热乎。他就像山上的柠条，没人管没人问，自己扎着根长。
开春的时候，刘锁成要去一趟县城，买胶卷和药水。苏桂芳憋了一冬天，央求他带上她。妗子说：“去啥去，来回几十里山路，累死个人。”可刘锁成难得地开了口：“让她去看看吧，憋坏了。”
天不亮就动身。刘锁成背着褡裢走在前面，苏桂芳跟在后面。山路两边，沟沟壑壑里还是枯黄的，可向阳的坡上，已经有了一层淡淡的绿意。走到半道，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暖烘烘的。苏桂芳走得热了，把围巾解下来，攥在手里。
“这儿真好看。”她看着远处的山梁说。
刘锁成停下脚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山还是那些山，沟还是那些沟，他看了二十多年，从没觉得好看过。
“好看啥，光秃秃的。”
“你不懂。”她把围巾甩了甩，“比我们厂里的机器好看多了。”
刘锁成没再说话，可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
县城逢集，街上人挤人。卖洋芋的、卖鸡蛋的、卖针头线脑的，还有耍把式卖艺的。苏桂芳看什么都新鲜，刘锁成跟在她后面，一边走一边护着她不被挤着。
在一家供销社门口，刘锁成买完东西出来，看见她站在卖布料的柜台前发愣。柜台上摆着一匹大红色的确良布，鲜亮得晃眼。
“走吧。”他说。
她应了一声，可眼睛还盯着那匹布。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比早上慢多了。刘锁成也没催，就在后面慢慢跟着。
“你在兰州，日子比这好吧？”他忽然问。
苏桂芳愣了一下：“好啥？厂里三班倒，累得要死，还让人顶了。”
“那你后悔来这不？”
苏桂芳没吭声，走了几步才说：“有啥后悔的，命呗。”
刘锁成忽然停下来，从褡裢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她。
是那匹红的确良，裁下来的一块，够做一件衣裳的。
苏桂芳愣住了：“你啥时候买的？”
“你发呆的时候。”他把布往她手里一塞，“走吧，天快黑了。”
那天晚上回到村里，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苏桂芳躺在炕上，把那块红布贴在脸上，闻着上面淡淡的供销社的味道，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化开了。
四月里，村里出了件事。
马家沟的刘寡妇，男人两年前修梯田时被塌方砸死了，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娃娃。老大是个闺女，叫马樱桃，长得水灵，才十七岁。马家沟的支书张富贵的儿子张满银看上了樱桃，托人去说亲。
刘寡妇本来不愿意，张满银在村里风评不好，游手好闲，还爱耍钱。可张富贵是支书，手里攥着救济粮、返销粮的名额，得罪不起。刘寡妇只好应了，收了张家二百块钱的彩礼，定在腊月里过门。
马樱桃不愿意。她悄悄找到刘锁成，求他带她走。她听说刘锁成认识镇上的人，想托他帮忙找个活儿干，躲出去。
刘锁成问她：“你舍得你妈和你弟弟？”
马樱桃哭了：“舍不得，可我妈已经收了钱了，我能咋办？”
刘锁成没答应。他知道这事儿牵扯太大，张富贵不是好惹的。马樱桃哭着走了。
过了几天，刘锁成去马家沟给一户人家拍老人像，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走到半道，听见沟底下有哭声，下去一看，是马樱桃。
她已经跳了沟，腿摔断了，人还活着。刘锁成把她背上来，送到公社卫生院。消息传到张富贵耳朵里，张富贵带了七八个人冲到卫生院，指着马樱桃的鼻子骂：“想死？死了也是我张家的鬼！”
刘锁成拦在病床前，冷冷地说：“她不想嫁，你们逼啥？”
张富贵愣了一下，随即冷笑：“刘锁成，你算老几？一个拍照片的，管起我张家的闲事了？”
刘锁成没吭声，可也没让开。
后来，公社的干部来了，把两边劝开了。马樱桃的事闹大了，张家怕出人命，退了婚，可马樱桃的一条腿落下了残疾。
事情过去后，苏桂芳问刘锁成：“你当时不怕吗？他们家那么多人。”
刘锁成闷了半天，说：“怕啥？看她躺在那儿，跟咱山上的柠条一样，让人踩得不成样子了，还开着花。”
苏桂芳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心里装着一座山。
入夏以后，华家岭上难得地下了几场雨。山上的草疯长起来，沟里的泉水也旺了。村里人趁着墒情好，抢着种秋粮。刘锁成和苏桂芳天天在地里刨洋芋，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一天晌午，两人在地头歇凉。刘锁成掏出旱烟袋，苏桂芳从罐子里倒了一碗水，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气喝完，抹了抹嘴。
“桂芳。”他忽然叫她的名字。
“嗯？”
“你……想过走不？”
苏桂芳愣了：“走？往哪儿走？”
“回兰州，或者去新疆找你娘。”他低着头，盯着手里的碗，“这儿太苦了，不是你待的地方。”
苏桂芳没吭声。山风吹过来，带着洋芋花的香味。远处，层层梯田一直延伸到天边，地里的人像蚂蚁一样蠕动着。
“我不想走。”她说。
刘锁成抬起头，看着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你为啥对我好？”她问。
刘锁成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开口，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
“你刚来那天，站在榆树底下，红围巾让风吹起来，我就……我就想，这山里头，咋能长出这么好看的花。”
苏桂芳的脸腾地红了。她低下头，心跳得厉害。
“锁成哥……”
“别说了。”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干活吧。”
那天晚上，苏桂芳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月光如水，照在炕沿上。她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想起他递给她红布时低垂的眼睛，想起他在卫生院里挡在病床前的身影。
她知道自己完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的好。山上的柠条结满了荚果，洋芋也丰收了，刨出来的洋芋个顶个的大，堆在院子里像小山一样。舅舅苏万有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逢人就说：“今年能过个肥年了。”
可刘锁成却越来越沉默。
一天晚上，苏桂芳去柴房找他，想看看他最近拍的照片。推开门，却看见他坐在红灯下，面前摊着一封信，脸色阴沉得吓人。
“咋了？”她问。
他没吭声，把信递给她。
信是县城照相馆的师傅写来的，说县里要办一个摄影培训班，推荐他去学三个月。可培训费要八十块钱，加上吃住，少说也得一百五。
一百五，在这个一个鸡蛋卖三分钱、一斤盐一毛七的地方，是天文数字。
“差多少？”苏桂芳问。
“凑了借了，还差八十。”他低着头，“算了，不去了。”
苏桂芳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第二天，她把自己那条红围巾叠好，揣在怀里，一个人走了三十里山路，去了县城。在供销社，她把围巾递给柜台里的售货员。
“同志，这个……能卖多少钱？”
售货员看了看：“纯羊毛的，成色也好，给你开个价，三十。”
三十块，够一半了。她又把攒了半年的一块八毛钱拿出来，凑了三十一块八。
从县城回来，天已经黑透了。她把钱塞进刘锁成手里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你……你把围巾卖了？”
“那条围巾是娘给我的念想，可你学本事更重要。”她看着他，眼睛在月光下亮得像星星，“锁成哥，你去学，学成了，给咱山里人多拍几张好照片。”
刘锁成攥着那沓毛票，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转过身，肩膀一耸一耸的。
那是苏桂芳第一次看见他哭。
刘锁成去县城那天，苏桂芳送他到歪脖子榆树下。他背着褡裢，站在她面前，嘴唇动了动，想说啥，又咽回去了。
“好好学。”她说，“我等你。”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山风吹过来，她的头发被吹乱了，站在那里，像一株开花的柠条。
那一眼，苏桂芳记了一辈子。
培训班第三个月的时候，刘锁成回来了。不仅学会了彩色照片的冲洗技术，还从县城带回来一个消息：县文化馆要办一个“定西风貌摄影展”，面向全县征集作品。入选的作品，不仅有二十块钱奖金，还能送到省里去展览。
刘锁成憋着一股劲儿，天天背着相机往山上跑。拍梯田，拍沟壑，拍日出，拍放羊的老汉，拍驮水的驴。晚上回来，就在柴房里冲洗，常常熬到后半夜。
一天晚上，苏桂芳端着半碗洋芋疙瘩汤推开柴房门，看见他正对着一张照片发呆。照片上，是一棵长在崖畔的柠条，枝干虬曲，满树黄花，在夕阳下灿灿地开着。
“这张好。”她说。
他回过头，接过碗，忽然说：“桂芳，等我入选了，拿到奖金，我给你买一条新的红围巾。”
苏桂芳笑了：“说话算话。”
腊月里，消息传来——刘锁成的《崖畔柠条》入选了，不仅入选，还被评为一等奖。
那天晚上，舅舅苏万有破天荒地打了二斤散酒，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就着酸菜炖洋芋，喝了个痛快。妗子也高兴，话比平时多了十倍：“我早就说，锁成这娃有出息，你看这不就出息了？”
刘锁成闷头喝酒，脸喝得通红。苏桂芳坐在边上，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散席后，他悄悄把她拉到院子里，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是一条红围巾，比原来那条还鲜亮，还厚实。
“我说到做到。”他把围巾塞给她，“桂芳，我有话跟你说。”
月光下，他的眼睛亮得惊人。她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
“说……说吧。”
“我……”
话还没出口，院门忽然被人踢开了。五六个人闯进来，打头的是张满银，身后跟着几个歪戴帽子的后生。
“刘锁成，你个狗日的给我出来！”
苏桂芳吓了一跳，刘锁成把她护在身后，冷冷地看着张满银：“啥事？”
“啥事？”张满银满脸通红，满嘴酒气，“你拍的那张啥破照片，听说还要送到省里去？我呸！我们马家沟的人，让你拍成那副穷酸样，丢人现眼！”
原来，入选的照片里有一张是马家沟的梯田。张满银喝了酒，借题发挥，找茬来了。
刘锁成没动：“那是梯田，是咱定西人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的，有啥丢人的？”
“少他妈废话！”张满银一挥手，“把他的相机砸了！看他以后还拍不拍！”
几个人朝刘锁成扑过来。刘锁成护着苏桂芳往后退，可对方人多，很快把他按在地上。一个人抄起相机，就要往石头上摔。
“住手！”
苏桂芳冲过去，一把推开那人，死死抱住相机。
张满银冷笑一声：“哟呵，兰州的城里姑娘，护着这乡巴佬？咋的，看上他了？”
苏桂芳脸涨得通红，可抱着相机的手一点没松。
“给我砸！”
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手电筒的光乱晃。有人喊：“谁在那儿闹事？”
是公社的民兵。
张满银一看势头不对，带着人跑了。
民兵把刘锁成扶起来。他额头上破了皮，流着血，可眼睛一直盯着苏桂芳怀里的相机。
“相机……没事吧？”
苏桂芳低头一看，相机的镜头碎了。
刘锁成愣愣地看着那破碎的镜头，半天没动。然后他一言不发，转身进了柴房，把门关上了。
苏桂芳在外面敲了半天门，他也没开。
那之后，刘锁成变了个人。话更少了，整天闷着头干活，相机也不碰了。碎了的镜头被他用布包起来，塞在炕柜最底下。
苏桂芳知道他心里苦。那不只是个镜头，那是他的眼睛，他的命。
腊月二十，村里开始杀猪准备过年。往年这个时候，刘锁成是最忙的——家家户户都要拍张全家福。可今年，他谁家也不去。
腊月二十三，小年。苏桂芳去泉里挑水，回来的时候，看见刘锁成站在歪脖子榆树下，望着远处的山梁发呆。
她把水桶放下，走到他身边。
“锁成哥。”
他没吭声。
“你在看啥？”
“看山。”他说，“小时候，我常想，山那边是啥？后来去县城，看见了，山那边还是山。”
苏桂芳没说话。
“可我这辈子，就想拍山。”他转过身，看着她，“桂芳，我是不是太傻？”
苏桂芳看着他，看着他额头上刚结痂的伤，看着他深陷的眼窝，忽然心疼得不行。
“不傻。”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傻的人。”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锁成哥，那天晚上的话，你还没说完。”
刘锁成愣住了。
“你问我，想不想走，我告诉你不想走。”她低着头，脸烧得厉害，“你还没说，你想不想让我走。”
风呼呼地吹着，远处传来杀猪的嚎叫声。刘锁成站在那里，像一棵长在崖畔的柠条，一动不动。
半晌，他开口了，声音沙哑：
“桂芳，我穷，没本事，连个相机都护不住。你跟着我，只会受苦。”
苏桂芳抬起头，眼睛亮亮地看着他：“受苦我不怕，我就怕……”
话没说完，妗子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桂芳！水挑回来没有？”
她只好挑起水桶，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锁成哥，你想说的话，想好了再告诉我。”
那天夜里，苏桂芳躺在炕上，听见外面起了风。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掀翻。
她摸出枕头底下那条红围巾，贴在脸上，想着他说过的话，想着他看着她的眼神，想着他在卫生院里挡在病床前的身影。
“锁成哥……”
她在黑暗里轻轻叫了一声，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洇湿了那条红围巾。
下册
过完年，苏桂芳病了。
一开始只是咳嗽，后来发起高烧，烧得人事不省。村里没有卫生所，最近的公社卫生院也在三十里外。妗子急得团团转，舅舅蹲在炕沿上抽了一夜旱烟。
第二天一早，刘锁成把苏桂芳背在身上，用棉被裹紧，踩着没过脚踝的雪，往公社走。
三十里山路，他走了六个钟头。到了卫生院，他的棉袄都湿透了，人往地上一坐，半天站不起来。
苏桂芳烧成了肺炎，得住院。住院押金要五十块。
刘锁成没吭声，从卫生院出来，在街上转了一圈，找到县里来的照相摊子。他跟摊主讲了半天，讲定替他干三天活，抵二十块钱。
三天后，他拿着二十块，加上自己身上仅剩的八块，又借了卫生院一个护士的，总算凑够了押金。
苏桂芳醒过来那天，看见刘锁成坐在床边，眼睛熬得通红，胡子拉碴的，一下子老了十岁。
“锁成哥……”她想说话，嗓子却像刀割一样疼。
“别说话。”他给她掖了掖被角，“好好养病。”
“你……你咋弄的钱？”
“我有办法。”他说，眼睛没看她。
后来，护士告诉她，那个照相的年轻人为了给她凑钱，三天没合眼，给人拍照、洗照片，手指头都泡烂了。
出院那天，苏桂芳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
回到村里，她把那条红围巾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去找舅舅。
“舅，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苏万有放下旱烟袋：“啥事？”
“我想……嫁给锁成哥。”
苏万有愣了一下，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叹了口气：“桂芳，你想好了？咱这地方穷，锁成那娃又是个闷葫芦，跟着他，苦得很。”
“我不怕苦。”她说，“我就怕他不娶我。”
苏万有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行，你俩的事，我不拦着。不过得问问他，看他啥意思。”
晚上，苏万有把刘锁成叫到跟前，把苏桂芳的话说了。
刘锁成听完，半天没吭声。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歪脖子榆树下，望着远处的山梁，站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去找苏桂芳。
“桂芳。”他说，声音沙哑，“我配不上你。我穷，没本事，护不住相机，还让你跟着我受苦。”
苏桂芳看着他，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我吗？”
刘锁成沉默了。然后他点了点头。
“那不就结了。”她擦了一把泪，“穷我不怕，苦我也不怕。我就怕你心里没我。”
刘锁成抬起头，看着她。清晨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得惊人。
“桂芳，我……”他的声音哽住了。
“别说了。”她走上前，握住他的手，“锁成哥，咱俩一块儿过。相机坏了再买，日子苦了慢慢熬。我就不信，咱俩还能比山上的柠条难活？”
那年开春，他们办了婚事。
没有彩礼，没有嫁妆，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妗子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舅舅打了二斤散酒，邻里乡亲过来坐了坐，就算成了亲。
新婚夜，刘锁成从炕柜底下掏出那个包着碎镜头的布包，打开给她看。
“桂芳，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现在碎了，我啥也没了。”
苏桂芳接过布包，把碎镜头倒在炕上，一粒一粒地看。
“这玻璃真好看。”她说，“跟水晶一样。”
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锁成哥，咱俩一起攒钱。等攒够了，买个新的。到时候，你还给我拍照。”
刘锁成看着她，眼眶红了。他把她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窗外，月光如水，照着黄土地上的沟沟壑壑，照着那棵歪脖子榆树，照着土坯房里这对苦命的人。
日子还得过，还得一天一天地熬。
婚后，刘锁成像是换了个人。话还是不多，可身上的那股子闷气没了，干活更卖力了。他起早贪黑地侍弄那几亩薄田，还包了村里几亩没人要的荒坡地，种上洋芋和胡麻。农闲的时候，他就去镇上打零工，扛麻袋、修公路、挖水窖，啥活都干。
苏桂芳也没闲着。喂猪、养鸡、纳鞋底、做针线，还从妗子那儿学会了擀长面。她的手巧，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长，村里人吃了都夸。后来，她开始在逢集的时候去镇上卖面，一毛钱一碗，生意还不错。
一年下来，两个人硬是攒下了八十块钱。
腊月里，刘锁成揣着这八十块，又借了三十，去县城买了一台新的海鸥相机。回来的路上，他抱着相机，走一会儿，看一会儿，走一会儿，摸一会儿，三十里山路走了一天一夜。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桂芳站在歪脖子榆树下等他，远远看见他的身影，迎上去。
“买到了？”
他点点头，把相机递给她看。月光下，那台崭新的相机泛着黑色的光。
“好看。”她摸着相机，“锁成哥，你以后又能拍照了。”
他看着她，忽然说：“桂芳，我给你拍一张。”
“现在？”
“现在。”
她站在榆树下，把那条红围巾系上。月光透过树枝洒下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身上。
刘锁成举起相机，对准她。取景框里，她站在那里，背后是茫茫的黄土地，头顶是满天繁星。
“别动。”他说，“笑一下。”
她笑了，笑得跟山上的柠条花一样。
快门声响起的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这辈子，值了。
八七年，他们的儿子虎子出生了。八九年，又添了闺女杏儿。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日子就更紧了。刘锁成更拼命地干活，苏桂芳更拼命地省吃俭用。可她再省，也没省过那台相机——每个月，她总要留出几毛钱，塞进炕柜底下的铁盒子里，那是给刘锁成买胶卷的钱。
“男人不能没有念想。”她对不解的妗子说，“相机就是他的念想。”
刘锁成也没辜负她的心意。忙完地里的活，他就背着相机在附近村子转悠，给乡亲们拍照。老人过世前留张影，娃娃满月时拍一张，新媳妇过门照一张——他不收钱，乡亲们过意不去，就给把粮食、送几个鸡蛋。一年下来，倒也能贴补些家用。
那些年，他拍了无数张照片。有站在土坯房前的全家福，有蹲在田埂上抽烟的老汉，有趴在母亲背上熟睡的娃娃，有在沟底驮水的驴，有春天山梁上盛开的柠条花。
每张照片，他都洗两份。一份给人家，一份自己留着，夹在一个旧本子里。
“拍这些有啥用？”苏桂芳有时候问。
他闷半天，说：“咱这地方苦，可也是人过的日子。留着，以后娃娃们看看，知道他们的爹妈是咋活过来的。”
一九九二年，县里搞“小康工程”，要拍一组反映定西变化的照片，送到省里展览。县文化馆的人找到刘锁成，请他出山。
刘锁成犹豫了。去县里拍照，最少得半个月，地里正忙着收洋芋，家里的活全压在桂芳一个人身上，还有两个孩子要管。
苏桂芳二话不说，把他的相机塞进褡裢：“去。家里有我。”
半个月后，刘锁成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来三十块钱的劳务费，还带回来一张奖状——《黄土地上的柠条》被评为二等奖。
那天晚上，他把奖状贴在墙上，抱着虎子和杏儿，给他们讲县里的见闻。讲宽阔的马路，讲亮着灯的商店，讲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讲食堂里白面馒头随便吃。
两个孩子听得入迷，苏桂芳坐在边上纳鞋底，嘴角带着笑。
夜深了，孩子睡了。她放下鞋底，看着他：“锁成哥，你心里头，想不想去县里？”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去那儿干啥？咱的家在这儿。”
“可那儿能拍更多照片，能学更多本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桂芳，我不是没想过。可我想了又想，还是觉得这儿好。咱的山，咱的沟，咱的洋芋地，咱的柠条花——拍了这么多年，还没拍够呢。”
她看着他，眼眶有些发热。
“那你以后，还拍不拍了？”
“拍。”他说，“拍到拍不动为止。”
她笑了，把头靠在他肩上。
窗外，月光还是那样，照着黄土地上的沟沟壑壑，照着那棵歪脖子榆树，照着土坯房里这一家四口。
九五年，虎子该上学了。
大坪村没有学校，最近的学校在三十里铺，要走三十里山路，还得翻两座山。刘锁成和苏桂芳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搬到三十里铺去。
搬家那天，他们把全部家当装上借来的驴车。几床被褥，一口锅，几只碗，一袋子洋芋，还有那台海鸥相机和刘锁成攒了十几年的照片本子。
苏桂芳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眼那三间土坯房，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榆树。十八年了，她从十九岁的姑娘变成三十四岁的媳妇，从兰州城里人变成地地道道的定西农妇。这棵树看着她来，看着她出嫁，看着她的两个孩子出生、长大。
“妈，走吧。”虎子拉着她的手。
她点点头，上了驴车。
刘锁成赶着车，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山路，慢慢往山下走。走了一阵，她回过头，那棵歪脖子榆树还立在山梁上，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他们。
在三十里铺，刘锁成租了两间土房，开了一家照相馆——名字还是叫“春光”。
没有铺面，就在自家住的那两间房里腾出一间，挂块牌子，摆上几把椅子，扯块背景布，就算开张了。
生意不好不坏。镇上人少，平时也就拍拍证件照，逢集的时候人多些，能拍几张全家福。可不管生意好坏，刘锁成每天早早起来，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相机擦得锃亮，坐在门口等客人上门。
苏桂芳除了帮他打下手，还像以前一样，擀长面、纳鞋底、喂猪、种菜。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可比山上强多了——起码，孩子上学不用跑三十里山路了。
虎子和杏儿都争气。虎子学习好，年年考第一；杏儿也聪明，认字比同班的男孩都快。刘锁成有时候看着两个孩子趴在桌上写作业，会忽然说：“桂芳，咱俩这辈子，值了。”
九七年，虎子考上了县一中。这是大事，也是难事——县里读书，得住校，学费、生活费，一年下来少说得五百块。
五百块，对于刘锁成来说，是天文数字。照相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苏桂芳擀面、喂猪，能攒下百十来块就不错了。
“借。”刘锁成说，“能借多少借多少，不够，我再想办法。”
那段时间，他白天守店，晚上去砖厂拉砖，一晚上能挣两块。干到后半夜回来，睡两三个钟头，第二天又起来开店。干了一年，累得脱了层皮，硬是把虎子的学费凑齐了。
虎子去县城那天，刘锁成把他送到车站。临上车，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给虎子。
“啥？”虎子问。
“相机。”他说，“旧的，能用。你在学校，想家的时候，就拍拍县城，拍拍同学。放假回来，我给你洗。”
虎子攥着那个布包，眼眶红了。
九八年，县里通知，要搞“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摄影展，各乡镇都要报送作品。刘锁成报了名。
那段时间，他天天背着相机出门，拍三十里铺的街，拍赶集的乡亲，拍学校里的娃娃，拍田里劳作的人。拍了整整一卷胶卷，最后只选了五张送上去。
结果出来那天，公社的人来报信：刘锁成的照片入选了两张，其中一张叫《赶集》的，得了三等奖。
那天晚上，刘锁成喝醉了。他从来没醉过，那天醉了。他抱着苏桂芳，哭得像个孩子。
“桂芳，我的照片……我的照片能让人看见了……”
苏桂芳搂着他，眼泪也止不住。
零一年，杏儿考上了师范。零三年，虎子考上了大学。
虎子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刘锁成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第二天，他跟苏桂芳说：“桂芳，我想把相机卖了。”
她愣住了：“你疯了？”
“没疯。”他说，“虎子上大学，光学费就得两千。咱砸锅卖铁也凑不够。”
“那也不能卖相机！”她的声音高了，“那是你的命！”
“命值几个钱？”他看着她，“桂芳，我这辈子，值了。有你在，有孩子，拍了那么多照片，够了。”
她没再说话。那天晚上，她把炕柜底下攒了十几年的铁盒子拿出来，把里面的钱倒出来，一毛一毛地数——二百三十七块六毛。
第二天，她去镇上找熟人，借了一千块。刘锁成把相机卖了，卖了三百块。又找人担保，从信用社贷了五百。
总算把虎子的学费凑齐了。
虎子去上大学那天，刘锁成把他送到县城火车站。临上车，他把那个破旧的本子塞给虎子。
“这是我这些年拍的照片，都在这儿了。你带去，想家的时候看看。”
虎子翻开本子，第一页，是一个站在歪脖子榆树下的姑娘，围着红围巾，正回头往这边看。
“这是我妈？”他问。
刘锁成点点头：“你妈十九岁那年，刚来咱村，我拍的。”
虎子看着那张照片，看着那个围着红围巾的年轻姑娘，再看看站在自己面前这个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女人，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爸，这张，我好好留着。”
零七年，刘锁成的照相馆关门了。
不是生意不好，是没生意了——镇上开了两家数码照相馆，能当场拍当场取，谁还找他这个洗胶卷的老古董？
他也没怨言。把设备收起来，把那些背景布卷起来，把攒了二十多年的照片本子装进箱子，一车拉回了大坪村。
是的，他们又回大坪村了。
虎子和杏儿都在城里工作了，苏桂芳说：“咱回村吧，山上清静。”
于是他们又回到了那三间土坯房，回到了那棵歪脖子榆树下。房顶漏了，就补一补；墙皮掉了，就糊一层；院子里长满了草，就慢慢锄。
刘锁成又拿起了相机——这回不是那个海鸥了，是虎子给他买的一台数码相机。他摆弄了几天，学会了。然后又开始在村里转悠，给乡亲们拍照。
“还拍啥？”苏桂芳有时候问，“人都快走光了。”
“拍没人走的时候。”他说，“留着，以后看看。”
一零年，虎子结婚了。一二年，杏儿也结婚了。孩子们都在城里安了家，接他们去住，他们不去。
“住惯了。”刘锁成说，“城里的楼太高，看不见山。”
苏桂芳也说：“城里好，可没有咱家的榆树，没有咱家的柠条花。”
一五年，县里来人，说是要搞“精准扶贫”，要拍一组反映贫困地区变化的照片，找到刘锁成，请他当向导。
那年他五十五了，腿脚不如从前，可还是背着相机，带着那些年轻干部，走遍了附近几个村子。哪条沟深，哪个梁高，哪户人家住在最偏的地方，他都清清楚楚。
回来的路上，那些年轻干部问他：“刘叔，您拍了这么多年照片，最大的感受是啥？”
他想了半天，说：“日子苦，可人没苦着。”
“咋讲？”
“你看那些照片，房子是破的，衣裳是旧的，可人的眼睛是亮的，笑是真的。”
一八年，虎子回来过年，给他带了一台新相机。他把玩了半天，递给苏桂芳：“桂芳，我给你拍一张。”
她站在那棵歪脖子榆树下，站在她四十年前站过的地方。头发白了，脸上满是皱纹，腰也弯了，可那条红围巾，她还围着。
刘锁成举起相机，对准她。取景框里，她站在那里，背后是黄土地，头顶是蓝天。
“笑一下。”他说。
她笑了，笑得很淡，也很暖。
快门声响起的瞬间，她忽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站在榆树下的十九岁姑娘，背着铺盖卷，从兰州来到这里。
那时候她不知道，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二零二零年，刘锁成病了。
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虎子和杏儿把他接到兰州的大医院，治了半年，花光了积蓄，还是没能留住他。
临走那天，他握着苏桂芳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桂芳……我……我先走一步……你……你好好活着……”
她哭着点头。
“那些照片……都留着……让娃娃们看看……他们的爹妈……是咋活过来的……”
她又点头。
“那条红围巾……你围着……暖和……”
她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点头。
他笑了笑，慢慢闭上眼睛。
刘锁成走的那天，华家岭上下了一场大雪。雪落在黄土地上，落在那棵歪脖子榆树上，落在崖畔的柠条丛上，白茫茫一片。
苏桂芳把他葬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站在那儿，能看见整个村子，能看见他们住了几十年的那三间土坯房，能看见那棵歪脖子榆树。
下葬那天，她把他那台旧海鸥相机放在棺材里，放在他身边。
“锁成哥，”她说，“到了那边，你还能拍照。等我去了，你还得给我拍。”
二零二三年，苏桂芳八十一岁。
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虎子和杏儿要接她走，她不走。
“我走了，你爸就没人陪了。”她说，“我得守着他。”
每天傍晚，她都要拄着拐棍，慢慢走到山坡上，在他坟前坐一会儿。说说话，说说这一年收成咋样，说说山上的柠条花开了没有，说说虎子家的孙子学会走路了，说说杏儿家的闺女考上大学了。
那天傍晚，她照例坐在坟前。夕阳照在山坡上，照在远处的山梁上，照在那棵歪脖子榆树上。
她看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山路，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她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十九岁，背着铺盖卷，围着那条红围巾。
那时候她不知道，这条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她从怀里掏出那个旧本子，翻开第一页——那张照片还在，那个围着红围巾的姑娘站在榆树下，正回头往这边看。
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是刘锁成很多年前写下的：
“桂芳来咱们村第一天。那天下雪，她围着红围巾，站在榆树底下。我想，这山里头，咋能长出这么好看的花。”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望着远处的山梁。夕阳把整个黄土地染成了金色，崖畔的柠条丛在风中轻轻摇晃。
“锁成哥，”她轻轻说，“你看，柠条花又开了。”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柠条花的香味。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炊烟从村子的屋顶上升起来，慢慢飘散在暮色里。
她把本子合上，慢慢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坟，然后转身，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往山下走。
那条红围巾，在暮色里，像一团火，缓缓移动在黄土地上。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