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食很差，经常吃不饱，钱也不够花。于是，我上青少年宫买5分钱的过期杂志，然后卖1毛钱，或到邮局买邮票，过个把月再高价卖出，赚些零花钱，用来结交同学。我在校人缘非常好，无论是好同学还是淘气同学，跟我关系都很铁。班级有违纪同学，老师处理不了也会找我。我就说：“既然让我处理，我保证处理好，你们就别管了。”这种自信和张狂的样子，让我在学校里有了不小的威信。学校快要下厂实习时，班级还有几个同学被处分，我就利用周末找他们给寝室前建两个大花池，六一儿童节为福利院募捐钱，以有处分同学的名义做这些事情，最终他们的处分被解除。
记得那时我们吃的是高粱米，不仅硬还发霉，没人吃。我带头吃，结果上吐下泻，进了传染病院，考试都没参加，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大庆市三好学生。技校第三年，我们下厂到基层各单位实习，我和六个师兄弟一起留校。在学校，我又特别能干，参加了大庆17所技校18个代表队的万米比赛，我得了第7名，为我们技校赢得了唯一的1分。我的任劳任怨得到了回报，毕业时我被评为黑龙江省三好学生，这是学校从建校到解体总共只有2个这样的名额。我留校准备保送进修拿文凭，但当时正值公路公司缺领导通讯员，征求我意见后，我被抽到公司当通讯员，负责23位处级领导的办公室卫生打扫和一些琐事。我特别能干，有眼力见，跟领导的不少司机都混得很好，有事用车跟领导打声招呼就可以。
在单位时，我参加70公里自行车比赛，打配合时被人撞飞，自行车当场报废。朋友从客货车上扔下一台，我照样完成比赛，取得了前10名，回来时全身都是伤，领导让司机把我送医院检查。我的付出又得到了回报，1988年我从通讯员的岗位下来，领导问我上哪个部门，我说我要到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科庆精密仪器销售维修部，要到外面厂家学维修技术。领导安排相关部门把我送到北京四通学习。1988年3月，我去北京，住6元一宿的地下室，每天伙食不超过2元，华丰方便面9分一包，油条2毛钱一根。我们在北京学习时正赶上四通打字机货源紧张，我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搞到一台，就坐火车送回来。1988年我进京8次，1989年进京14次，这是火车进京的记录。火车票很难搞到，很少能买到卧铺，有时不买票，不少列车员都认识我了，快要到站再补票，没票困急眼就钻到座位下对付一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