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熟悉孟子，概由自小即知的“孟母三迁”故事，他有一个“中国好母亲”，他是一个“环境主义者”。成长环境不好，则孩子成蛇；成长环境好，则孩子成龙，说明了一个人受外在条件（不同环境）制约的必要性，以及主观条件（主动搬家）制导的充分性。孟子的成长环境，因母亲择邻的个人主动性，得以改造，是以造就了成才的孟子。
孔丘周游列国时，到处不得待见，“累累如丧家之犬”，然而毕竟担任过鲁国大司寇，还实现了点政治主张，算是学以致用吧。孟柯行走列国时，却是到处不得待见，动辄以仁义之说售于各国君王。惜乎时移世易！孔丘在春秋时，尚存点王道土壤，仍难以实施个人抱负，何况孟轲身处乱世之战国！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轲来到魏国，梁惠王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什么对我有利的？孟轲怼了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合时宜之人，应对非常之世，岂能取得宾客两欢？岂能搏得君王一赞？此际为何种国际形势？战国中期，列国纷争，攻伐频仍，掠地夺口，恃力为王。刀尖斧口，鼎镬求生，生死存亡，尔虞我诈。此际正为苏秦、张仪等辩士纵横捭阖周旋于诸国，此际正为秦国攻打魏国、秦国攻打楚国、齐国攻打燕国的国际大战，各国需要的是能够即时带来生产力的人才——“辨士”、“将相”，各国需要的是能够“马上治国”的人才——所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皆为跨国人才受宠。那是一个实力的时代，实力成了评价国家和个人的唯一标准。所以，苏秦峥嵘睥睨时，可以为“合约长”，可以佩“六国相印”，合从六国，使强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风头一时无两；苏秦潦倒沦落时，合从瓦解，只身跑到齐国，身死异国。张仪连衡，范睢反间，秦国益强。司马错论伐蜀，张仪论伐韩，最终决定伐蜀，战国策有“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再后有乐毅率联军伐齐，齐国只剩下即墨和莒二城，齐国田单使反间计逼迫乐毅奔赵，再使火牛计，一举击溃燕军，收复齐国丢失国土。这就是孟轲所属的战国时代，这就是孟轲所在的战国君王所需要的人才，这也就是梁惠王一见面就问孟轲千里而来带了什么有利的给魏国的原因。
可孟轲呢，去齐国，兜售的是“仁者无敌”；在宋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在魏国，孟子回答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别人溺于水中待亡，却跟别人说，要“仁义善”；别人困于火中待亡，却跟别人说，要“仁义善”；别人提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跟别人打太极说，要“仁义善”。问题千万种，回答就一个，仁义善解药，通治所有病。这也就无怪乎孟轲处处不得诸国待见，“累累如丧家之犬”比孔老夫子还甚。孟轲自小形成的“环境主义者”，看来给予了他改造世界的强烈积极暗示，但是此环境非彼环境也，求学环境可以人为主导，国别环境、国际环境岂可任一己之力扭转？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若不识时务，即便“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也仅是不自量力的“蚍蜉撼大树”，结局可想而知。
中学课本里学过孟子著名的关于“舍生取义”的文章，大肆渲染其义。孰不知，其中仍是贯穿的“利”之思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有比生重要的，所以可以不生；有比死重要的，所以可以去死。这完全就是“利益得失”的对比，而非单一地去理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而得出什么“舍生取义”无上光荣，这是有前置条件的，义比生重要，所以“取义”。韩信胯下之辱，难道他真不可以拔剑吗？无非就是利害得失评估之后，选择“舍死取辱”罢了。任何雕章琢句，最怕的就是断章取义了。舍弃了上下文之逻辑，舍弃了真实时代背景，只是一味愚崇权威或孤解字句，只怕不仅离事实更远，反倒陷入谬误的迷障当中。
这篇文章的开头，是用鱼和熊掌来比喻生和义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熊掌更稀贵，义更难得，所以，二者可如此类比，以表明“取义”之艰难吗？鱼和熊掌都是心爱之物，二者只选其一，难道就是因为熊掌稀贵，所以就必须选熊掌吗？这岂不是也是一种“利害”比较后的选择了。而这，不正又是孟子对梁惠王所言“何必曰利”的自打耳光？ 鱼何其不幸！孟轲如此率尔操觚，一点都不矜句饰字，乱点鸳鸯谱，胡乱对比。行文逻辑亦自相矛盾，错谬昭著。要我取之，我宁取鱼不取熊掌也。无它，“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熊掌而取鱼者也”。
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邻家焉有许多鸡？乞丐何曾有二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是啊，行王道，行仁政，行道义，行善举，不得奉献给周朝天子吗？为何汲汲求售于各诸侯国呢？这岂非本末倒置？
摘录两段百度百科关于“孟子的发迹史”。
“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
由上可见，孟子“亚圣的炼成”，完成是大学者和官方双层助推，经唐宋元明数代一步步升格而成的。故曰：权威书得读，但得辩证地读。不假思索地全盘囫囵，不如不读。或这也正是鲁迅疾愤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