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上小学，她给我背上一个褪色的靛蓝布书包，对我说，那是大学生背过的，你上学了，以后也要读大学。我点点头，似懂非懂地答应了。
那些年，她还年轻。一辆26寸的凤凰牌自行车，绑起一个大竹蔑箩筐装满榄角，几十里的镇里镇外各村落里喊卖；后来，还是骑着那辆26寸的凤凰牌自行车，她在镇上饭店当阿姆。早上她会喊我起床上学，早起去了趟芋（WU）园再骑车去做工，中午抽空回家忙活，晚上九点十点回来，我就缠着吃宵夜。那时，我小小也学会自己下鸡蛋面吃早餐，早去学校扫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些年。
那一年，我刚上初三，家长会回来她笑着告诉我，其他同学家长都围着问校主任和班主任自己孩子怎么样，她就什么都没问，因为校长说她孩子是第一名。
那些年，她已是中年，不好跨过那辆26寸凤凰牌自行车的单柱了，大哥攒了三百三十多块钱给她换了辆24寸的自行车，买车的时候三兄弟都在，卖车老板够狠心的，那三十几块让我们把衣衫最里层的零钱都掏了出来。
那时，她在三角坡当阿姆，几乎每天我下午放学她都会站在门口看着我放学路过，微笑地望着我回家；待我从家里返回学校，她即喊我过去，给我带上装好宵夜的饭盒，说要中考了，多吃点。
中考第一天结束后，校长和班主任找到我，问我紧张不，我说很放松；中考结束，校长和班主任又来找我，说我违规在试卷上画字，我惊愕了！回到家，坐在走廊上，没有说话，她回来也没有说什么，伯母说我鬼上身了。那一年，我去了普通高中。后来她讲，那时二中校长在饭店告诉她说一中有一人上了玉高，肯定是你孩子，她从来都是谦虚说不是吧，没想到果真不是。
那一年，我第一次高考，终于看到了大学的希望，却又让志愿刷了下来。纯真的我误以为社会一切都是公平的，机关都是为考生好的，事实刚刚相反，我差点哭了！又一年，我第二次高考，多走一年的我看得清淡，大学并不是那样美好，去去就行，她也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兴奋，一如既往地笑笑而已，说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她给我背的旧书包没错。可她不知，现在的大学生扎堆扎堆的，和当时上初中差不多。
那些年，她已知天命，去了珠海。我们很少打电话，问到也是生活过得怎么样的问话。在外边，日子也许比在家里好，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会很累，特别是心累。后来，家里有了俩孙子，她回家了，我也要大学毕业了，找了份不像样的工作。
那一年， 她刚到花甲之年。突然有一天，把拿在手上的碗给摔了，直接跪卧在地上，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说话也迟钝了，她中风了。住院、吊针、吃药、控制饮食，后来出院回到家里，继续定期吊针、吃药，可活还总是没有停下来。
国庆回家，我抓起她的手端详，一块块的斑，厚厚的茧，深深的纹，她说打吊针伤的，我说，你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