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到城里住院又二十多天了，她每天从一个水泥钢筋的房子穿过长长折折的水泥地，去到另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躺在同一张床，挂着同样的药水，见着穿着同样白衣的护士，见不着一寸泥土，见不着一棵藤蔓。对于一个把双脚烙在土地上的农家女人来说，是有多么不习惯。
母亲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就算走走亲戚、串串门，也住不稳两三日，就急匆匆收拾着要回家去，用农家人的话说，就像家里有熬熟的鸡婆羹，要急着回去吃了。
住院也不安生，来了几天后，就开始叨念着家里的青菜扯条了，芝麻晒干了，板栗裂开了，萝卜苗要掀了，那窝小鸡崽也要喂食米粒了……有时，叔免不了要喝她几句，“住院就好好住，是身体重要，还是那几蔸菜几只鸡重要！”末了，母亲便不吱声了，母亲知道自己这病，也像是秋天里的豆苗，终是怕熬不过这岁月不减的秋风了。
母亲是个寡言的人，平时半天也没有半句话，只低头干她的活。只有说到她的园子，她的菜们的时候，她才会多几句话，才会有动人的神情装扮着她枯瘦的脸庞。
期间，叔回过一两次家，只为母亲挂念的菜园子和那群鸡们。母亲改嫁后，这个我管他叫叔的小个子男人，就这样在母亲有上句没下句的搭讪里，一起走过了三十多年，他已经习惯了母亲叨叨着着她园子的日子。若不回去看看，母亲是放心不下的，又哪能安心在医院呆着。
母亲就住在学校后山的小村子里，一条曲曲的小水泥路缓缓地向山里伸展，一直到母亲屋子的坡下，穿过一条树荫遮蔽的上山小路，就是母亲与叔的单家独屋。周末返校或是平日电话中，母亲总免不了交待几句，要我常去她园子看看，看看窝棚中的鸡崽儿还有吃食么，瞧瞧园里的菜老了没有，落下的板栗有没有能捡着的，有能吃的菜就尽摘了去。每每，我都像个小学生一样，一一点头，一一在心里记着，只差没有带笔和纸把母亲的交待记下，然后对着一件件做好、勾去。
同母异父的妹妹出嫁后，母亲就把她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园子中的一块块地里了，这个田角一小方块，那个地头一小圆坨，规整的，异形的，她都不嫌弃，拔去杂草，拣开碎石，理成土垄，再挑来些地沟泥，弄来些鸡鸭粪，楞是把一块块板结的废土堆，理出来一个个清爽的小菜地。晨里来，夕里走，撒下种后，母亲便把自己的四季交给了这些个边边角角，犄角旮旯。这里种点儿豆角，那边栽几株辣椒，山脚植两蔓红薯，屋后插几棵丝瓜。待到不少农家闹菜荒的季节，母亲的灶头，却总不缺新鲜的时令菜，错季的下饭汤。就是在那些少油少肉的日子，这些菜粘长了母亲的岁月，也染白了母亲的两鬓。
我一家寄居在小县城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如自己前额的皱纹，紧紧巴巴，恓惶得很，日思夜虑也理不出个头绪。或许母亲是看在眼里，想在心头，手头拿不出什么接济她这个无能的儿子，只有从园子里摘来辣椒，挖出芋头，还有青菜萝卜、丝瓜紫薯，塞进我进城的提包。每次从母亲家离开时，她和叔总要交待几句，“想吃什么菜就来摘啊，其它的东西我们冇能干，蔬菜你就放心拿去，我们有的是这个。”穿过弯弯的门前小路，母亲的声音还在身后隐约，断续地绕着摩托车轮。转身回望，母亲和叔的身后，就是绿绿的园子，园子里有着绿绿的希望。而我的眼里，却异光莹莹。
上了年岁，身子骨又常常有个不舒坦，叔也双腿风湿，再也不能下田种稻了。于是母亲和叔就把屋后先前种粮的几块田改成了菜地，四边儿围上篱笆，又成了一个菜园子。小块儿地种些家常菜，大块的地呢，母亲就用来种些能换些柴米油盐钱的经济作物。花生、豆儿、芝麻、生姜，听说哪个好卖价钱，母亲就种哪个，似乎还有些市场经济头脑。
前些年生姜行情出奇得好，母亲寻思着也种些生姜，看能否多收个三五斗。于是次年，便把两整块地种上生姜，勤加打理，施肥，上行，除草，每茬工夫都不含糊。生姜不负勤快人，不言不语知人心，它们一劲儿地疯长，苗齐人般高，地垄也鼓得满满。望着这一片葱郁，母亲说今年能打上个几百斤啊。收姜的日子，母亲和叔累驼了背，忙酸了腰，从地里担回来满满的小山似的半屋子生姜，肉嘟嘟的生姜，脚板大，散出幽幽的香辣。用个自制的小竹签，小心翼翼地个把一个个生姜丫间的泥土剔去，根须掰去，一个个轻轻放进蛇皮袋里，就等收姜的行情到来。可左等右等，姜价一个劲儿地硬挺在一元以下，再存下去，可就要烂了，无奈只得看着收姜的贩子开着三轮“突突突”装走这大半年的辛劳，却只换来几张还不够包住汗水的票子。
我们都说，年纪这么大了，身子骨又不好，就别种这种那的，栽些自己吃的菜就好了，安安地过几天舒心地日子，折腾些什么呢。母亲不听，她还是满园子的种啊，收啊，自己吃不完的，就给左邻右舍上村下屋，最后还有有一些就老在树上，烂在地里，化作来年的肥料。
看似常年无大疾母亲，就这样病了。
暑假开始时，我去看她，她还在地里忙个不停，气色儿挺好，可突然地就病了。她的园子里的豆角、芝麻、花生、萝卜、冬瓜，还在自个儿静静地生长着，长长的草掩住了它们本该傲娇的身姿，它们不知道，侍候它们的人，已经要别人侍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