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琴》、刘醒龙，都不是陌生的名词，而我仅仅知道它们与民办教师有关，只闻其名不得其详，直到看见下面这段话：
它不是那种时过境迁之后便让人觉得从内容到写作手法都陈旧、过时、没有阅读必要的作品。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哪怕我是三百多年后才读到它，也会这么想。
这话有点斩钉截铁的意思，出自刘丽朵，一位我不是很熟悉的女作家。既然这样，叫人好奇了，谁知道三百年后的事呢，就看看现在会怎么想吧。
《凤凰琴》出版于1993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天行者》的前身，而中篇是最美妙的文体比例，骨肉亭匀恰到好处。确如刘丽朵所言，二十多年后我读到它，依然简洁轻快，没有时代的距离感，没有故纸堆的灰尘扑面，不得不叹服于作家的深邃远见和遒劲笔力。
一心向往城镇生活的农村青年张英才在任乡文教站站长的舅舅帮助下，去大山里的界岭小学当代课教师，也就是”民办教师”，准备先吃点苦，再由舅舅找机会办理转正去更好的学校。年轻幼稚的他写信检举界岭小学在扫盲工作检查中弄虚作假的行为，使学校失去了先进资格和等着用于修理校舍的八百元奖金，因此被孤立和排斥。为改变处境，他假装偷偷准备转正考试，包括余校长在内的其他三位老师纷纷前来打听消息，为可能存在的转正名额处心积虑。张英才对自己的恶作剧感到悔恨，将所见种种写成文章寄给省报，界岭小学因此得到了三千元专款和一个点名给他的转正名额。张英才决定将名额让给余校长，无记名投票结果是每人一票，原来余校长也投了他。后来在余校长的恳求下，将名额给了他的妻子明爱芬，让她安心离世。最后大家坚持让张英才转正，临行前余校长将凤凰琴送给了他。
神秘的凤凰琴贯穿小说始终，它是舅舅当年送给明爱芬的礼物，见证了那段为转正可以牺牲婚姻、舍弃健康的岁月。这种荒唐和悲壮，是如今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可它真实存在过，历史总是如此沉重，沉重到用一代人的青春和血肉书写铭刻。
民办教师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直至2000年全部转为公办教师，正式退出讲台。其间几十年，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力量，最高峰时人数达到491万。可以说，当年从农村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几乎都启蒙于民办教师。
我的亲友中没有民办教师，但从小没少从父亲那儿听过谁谁从民办转正了，大人们的表情告诉我，那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概除了考上大学没其他事比它更重要。我还知道那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谁是谁的外甥，谁的叔叔的同学在哪个部门当官，没有城里的过硬关系，转正比考大学还难。
我小时候不是城镇户口，就读于县城的小学和初中，每次开学报到都忐忑不安，唯恐学校不再收入。那本粮油证上的“商品粮户口”方章，于我而言像天山上的雪莲，唯它能解我饥渴疗我愁肠。我羡慕所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即使他们的成绩烂成渣，也是比我这个考第一的“黑人”光鲜的城里人，甚至为此怨怪父亲的位卑无能。我的焦虑源于与身边同学们的身份不同，民办教师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编制，不属于真正的教师队伍，哪怕在乡村小学教了几十年书，也只是个代课的，随时会被各种原因清退。
人是群居动物，身份是每个人存在于群体社会的定位和坐标。一个人的命运常常与身份息息相关，高官和阶下囚，学者与农民工，军人和百姓，身份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地位，同时与权利和责任密不可分。失去身份的人，将陷入惊慌、惶恐，为摆脱极度不安全的感觉，势必竭尽所能寻求出路。而身份的长期不被认同，也会导致动摇、否定、绝望、放弃。知青们想方设法要回城，聘用工想考取编制，北漂想要落户安家，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在为恢复身份或改变身份而做着不懈努力。
多么澎湃的热爱都无法与时间抗衡，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付出再多也可能随时遭遇遗弃、背叛。一个小三，无论得到多少财富和宠爱，仍然渴望妻子的身份，为此不惜使尽浑身解数。妻子，是有资格逢年过节与他团聚的那个人，是证件上、表格里“ 配偶”一栏无可争议的坐拥者，是户口本上孩子的母亲。而民办教师对转为公办的渴望，绝不亚于小三对妻子这一身份的垂涎，滑稽的是，在当年和今天，这种转变都被称为“ 转正”。
转正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好像今天的房产、股权，在可以改变命运的诱惑面前，人性的弱点纤毫毕现不堪一击。人甚至会丧失理智，做出有悖常情的行为，仿佛回到原始状态，如野兽为争抢一块肉而厮搏。为了转正，舅舅闪电般与离了两次婚但有个军官叔叔的女人结婚；明爱芬产后三天赴考，趟冷水过河导致长年卧床不起；邓有梅因无钱送礼找关系，去偷砍山上的树木被抓；孙四海为了抓紧时间复习，让学生李子独自回家半路遭遇狼群，而李子是他一生深爱的王小兰的女儿；连看起来无私无怨到近乎无欲的余校长，也因为转正的消息辗转无眠。
小说最后的结局依然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余校长放不下孩子们，孙四海放不下挚爱，机会留给了更有希望的年轻一代，张英才将通过这扇大门走向宽广的未来，从而过上他曾经向往的城市生活。蔑视命运坚持本心，这是小说的艺术升华，我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残酷的倾轧，不知道在现实的无情面前，在雷锋和刘峰们也会被质疑的今天，是否还会有这么纯粹的理想，是否还会有这种不约而同的高尚。
刘醒龙说：“ 民办教师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对孩子们的爱。” 支教贵州的乡村教师梁俊和他的山里孩子们，用一首《苔》告诉了我爱的博大永恒。这些扎根于乡土的教师们，不正如微小如米的苔花吗，用爱坚定信念播种希望，即使没有阳光，迎风沐雨也要绽放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