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志于写作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偶像，我也是不例外的。第一课的作业是讲讲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五本书。而我不光要写到底是哪几本书在我脑中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还要写写在书本背后，那几位用作品滋养我心灵的作家们。
第一位被写进我个人文学史里的作家，是王小波。这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十三四岁那个荷尔蒙无比旺盛的年纪，读到一本像《黄金时代》那样的作品，你无法不把它视若珍馐。但如果因此说王小波吸引人的只有大胆露骨的性描写，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白银时代》以及《万寿寺》等等作品里，我看到的是王小波对于人性里世故，庸俗那一面的批判，和他所描绘的那个理想中的诗意世界。在我的众多师承中，王小波无疑是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是他决定了我写作理念甚至是做人的底色——无论世界多么纷杂，都不要忘了保有一个有趣而纯真的灵魂。
第二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作家是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是我的入门之作，《寒冬夜行人》让其被我视为神明。卡尔维诺是一位致力于开发叙述艺术无限可能的大师，他是理论家，同时也是实践家。卡尔维诺赋予了我一种类似“文学野心”的东西。我以为，好的小说家一定不会甘于平凡。叙述方式的复杂化不一定即是好的，但总归是趋于好的方向的。
我在我的军旅生涯中结识了第三位对我意义重大的作家，准确地说应该是第三批。那时候我即将入伍，行装里带了几本书，作者都和军队有关。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受到了相似军旅经历的影响，但简洁，精确，冷静，有力，却的确是三位作家共同的关键词。用海明威概括的理念来说，这就是“冰山理论”。它让我相信小说家真正想说的话应该在叙述之外。
我的第四“位”老师当然也不是一个人。他们分别是阿城和汪曾祺。真正好的，应当学习的现代汉语写作就是他们。当我们摒弃了“翻译腔”之后，又该如何去进行创作？这一点，我在《受戒》和《遍地风流》中找到了答案。一个小说家为打磨他的语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想，该是整整一生。
最后一位要写的作家是村上春树。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位“小资主义”的作家。在《没有颜色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作品里，我看到的是村上春树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心灵成长史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我们的很多优秀作家都在写乡村题材。如今我们已进入都市化社会，但在这方面，却鲜有人写出好的作品。作为一个立志成为小说家的人，我觉得我有责任去真实地书写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当然，真实不等于纪实。艺术创作永远要高于生活。
综上所述，我想写的小说就是这些对我意义深远的小说，我想成为的作家也就是这些影响我一生的作家。所以我要写的小说首先一定是有趣的，而不是平凡庸俗的。它大概率是纯文学，叙述方式也一定是有别于传统的。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我会努力地去打磨我的语言，做到简洁，克制，精确，有力。同时，它也一定会是一部真实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