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世界的意义及其对城市社区更新的启迪
大综师
摘 要
生活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直接经验的来源和社会互动的场所，是资本和权力主导的系统中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在城市更新行动中，由于系统和资本的强势作用，生活世界常常呈现碎片化。文章提出城市社区更新是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以及城市生活世界视角的一种城市更新行动类型。通过对具身性、惯习、场域和资本等概念的解析，提出城市社区更新对生活世界的重构，以及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关 键 词
城市生活世界 城市社区更新 城市更新 现象学 社会学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EdmundHusserl）于1935年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演讲中提出的概念，在这两次著名演讲中，胡塞尔谈到欧洲人性的深刻危机。他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生活意义”或“生命意义”的剥夺，即面对现代科技、政治与历史的力量，“生活世界”越来越被排除在视线之外，人的具体存在没有了任何价值与意义。在现象学理论的视角下，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哲学的使命延伸到现实经验世界的领域，引发人们对现代性的普遍反思，并对其展开持续且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2]。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遵循这一思路，将其用于表达非正式的、未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家庭和家务、文化、非党派政治生活、大众传媒、志愿者组织等。这些自发的社会领域，为日常交往提供了空间和视野，以及共享的价值和理解，在此意义上，生活世界具有显著的“社会整合”作用。与“生活世界”对应的是“系统”，它指社会沉淀下来的结构和已确立的工具行为类型。它通过金钱和权力，借助工具行为发挥作用，以达到系统的整合[3]。
城市生活世界是乌托邦的反面。近一个世纪过去，现代主义的极端理性在城市中逐渐被摒弃，人们逐渐告别宏大的历史目标、想象中抽象的城市理想，开始进行日常生活批判并探寻平凡生活的价值。对生活世界的重视，意味着不能把某一种特定的美学模式或浪漫情感强加于现实生活；同时，意味着不一致的、多样性的、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而非被单一理念控制的压抑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生活世界值得持续地关注和研究[4]。
01 城市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社会实践”是“科学的虚构、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论的乌托邦式综合”。在这里，“社会生活可以逐渐变得类似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机械，能够依照接收到的信息（即碰巧、偶然性）来调整自己的规划，从而吸收它”[5]。最终，日常生活恰如他所描述的“重复、被计算、被数字化、统计”的物质生活过程。
城市生活世界更似一种场景，以其真实性与戏剧性来摆脱日常性的乏味与无意义。人们试图在真实而缓慢的时间流动和空间展开中发现城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不是刻意制造的，而是来自对生活中平凡、看似无价值事物与时刻的尊重，是真实生活在城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和表达。城市生活世界既复杂多变，又充满了隐喻。它提醒我们，无论是现代主义早期的乌托邦城市，还是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型城市，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被简化了的世界是危险的。
生活世界既讨论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又从哲学层面探索人在城市中的精神生活需求。城市生活世界，除了容纳日常生活设施，还容纳了人对自由、公正、尊严向往的环境。人们通过城市，与历史相连。城市既包含人们对历史的共同记忆，也满含人们对未来命运的期待，这是从时间角度的认知；同时，城市还蕴含宇宙星空之下对“场所”的体验。人们在城市中漫步游走、生活工作，感知自己属于的“地方”，感悟生命的栖身之地。城市的各种物质结构串联起我们的生活，同时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意义的感知。城市以不同的方式形成，通过表象为我们所感知，生活世界在其中展开。
02 城市更新系统性的资本化与城市生活世界的碎片化
2.1 系统与生活世界
现代社会存在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脆弱平衡之中，系统内嵌于生活世界并依赖生活世界，但前者却倾向于侵蚀、破坏甚至取代后者。以资本和权力为媒介的工具行为越来越密集，它们逐渐侵入生活世界并弱化其功能，系统成为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理解造成干预的异化因素。这被哈贝马斯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它阻碍了生活世界正常功能的发挥，剥夺了交往和商谈（包括共享的意义和观点、社会秩序、归属感、社会稳定性等）带来的社会效益。
2.2 作品、产品与商品
传统的城市是人们在探讨与自然的关系中建造起来的，是具有经典宇宙观与社会意义的“作品”。现代的城市是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按照社会生产原则完成的“产品”。当前的城市更新已经成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行动计划，是一个庞大的新“系统”，在城市生活中进一步延伸。其手段基于“交换价值”和“消费逻辑”，在“商品”的语境下及资本的推动下重构城市。城市更新通过“空间整合、功能提升、环境改善”的系统目标，有计划地改造并在事实上破坏城市之前的结构，围绕集体消费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完成资本的再循环。这样的系统，不仅是对物质资源的配置，更是对城市生活世界的深刻重构。
2.3 主流的城市更新类型及其系统
主流的城市更新行动实践往往来自宏观导向，致力于不同的目标，对城市更新的空间区域进行类型划分，进而分区分类施策。实务中大致包含需要提升经济与流通效率的空间，如中央商务区、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区域；需要提升城市文化与景观魅力的空间，如历史风貌区、城市中轴线、城市滨水空间；以及需要提高城市居民日常居住环境品质的空间，如老旧小区、城中村。广东省的“三旧改造”、上海市的“城市更新六大行动”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6]。
城市更新的具体项目，通过改变空间的权属、使用、功能和意义，影响个体和集体对城市的感知和体验，其系统特征也贯穿于全生命周期综合开发的过程。在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关键环节，强烈地依赖政策性融资，显著地表现出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指导下的系统控制特征。传统后期三级工作环节，强调将销售和运营前置，利用金融工具，通过预售回款、外部融资及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完成资金回流。这也是在金融政策导向下的现实操作机制。
土地征用反映了权力和资本的空间实践，即如何通过规划和政策决定空间的使用和意义。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对空间的再分配，影响着社会结构和权力的关系，体现了谁有权力定义和改变空间，以及分配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在此背景下，与土地征用伴生的拆迁补偿不仅仅是经济补偿，更是对居民存在意义的重新确认。居民在失去土地和重新安置的过程中，需要在心理上重新构建个体的存在和认同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能够持续获得营收的市政公用设施项目，不仅改善了空间的物理条件，也改变了居民对技术和现代性的体验。这种技术体验反映了城市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构建现代身份和全球联系，同时可能带来对技术依赖和环境影响的反思。基础设施建设将显著增强空间的流动性，改变个体与空间的关系，促进消费和市场的形成，影响日常生活的节奏和结构。这种流动性是信息时代城市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对全球化的呼应，会带来个体自由的增强、商品流通的加速；另一方面，可能快速将人剥离出熟悉的生活场景，从而削弱人的地方感。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也能够使用金融工具，提前收回部分成本，并加快建设进度。早在2017年就有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公募REITs”）获批；2022年，首批4个REITs 试点项目正式上市。经历2022年与2023年的经济低迷期，根据2024年的公募市场简报，以保租房为底层资产的REITs市场表现总体良好，部分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还申请扩募，并继续新购保租房项目。这表明，即使是公共住房这样的民生福祉项目，也有“市场机制”和“资本运作”的成分。住房空间及其设施的标准化，营收端的租金、出租率等，虽然简单却是十分重要的指标，显著地影响着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规模、运营方式及绩效表现。
由此可知，在城市更新系统商品化的背景下，区域的城市更新使得传统城市空间结构逐渐瓦解，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加快，公共住房与资本相互依附，从而得以建设和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在远离自然和乡村的同时，也远离了城市的过去。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剥离出空间的碎片，又以令人新奇的方式将其叠合呈现。综上所述，在面对系统性的城市更新行动对城市生活世界带来的碎片化冲击问题时，不妨关注和探寻城市更新系统本身的多层次、多维度和多元化特点，让城市更新深入了解个体和集体的感知和体验，从而重塑城市空间的意义。这不仅是从物质和功能层面而言，更是对空间社会文化的理解和生活世界的重构。基于城市更新的系统性，要求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更新对象的综合性、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政策框架的协调性，以及社会、经济与环境的整体平衡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远的社会效益。
03 城市生活世界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更新
3.1 城市社区更新的概念
如果从现象学的视角来讨论城市生活世界的意义，也许会更加关注“城市社区更新”这一概念。用专业的语汇来解释，城市社区更新是在城市存量发展和社区治理的语境下，以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兼用社会工作和空间更新方法开展的城市更新行动[7]。
上述定义无意于描述空间与人群的类型及其中心性特征，概念的核心内容围绕暗含其中的具身性、惯习、场域、资本等关键词来建构。
存量发展意味着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社区治理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群体在认知、感知与行动方面的调和。城市社区更新与常规的城市更新一样，只有依托现有的存量来做增量，才可能在发展中破除局限、调和矛盾，实现空间和社会的善治。但是，与常规城市更新不同的是，城市社区更新的增量，不必强调常规意义上的土地财政及容积率的增量，而是具身性水平、场域价值，以及通用资本的整体提升。这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3.2 具身性的核心地位
具身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人为本的视角，强调身体在城市环境中的主动参与和体验，为构建更具活力和包容性的城市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挑战传统的“心身二元论”，深刻地影响了具身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现象学中的核心概念，具身性强调身体在知觉、认知及与世界互动中的基础作用[8]。通过具身性，我们不仅体验和理解世界，还通过身体与世界建立深刻的联系。在梅洛·庞蒂之后，具身性理论在认知科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应用，说明身体在记忆、思维、情感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具身性不仅影响人们如何感知和使用城市空间，还涉及社会互动、日常生活、文化表达和生态意识等多个方面。具身性涉及文化习俗和地方身份的表达，通过身体的参与和表现，文化活动得以传承和发扬。在社会互动中，身体也是行为和表达的载体，影响个体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方式和社交行为。通过理解具身性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城市社区更新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9]。
3.3 场域和社区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场域视为个体存在的背景，即“在世”。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定义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动态网络，其中，个体和群体在社会位置、权力和资本的影响下互动。场域作为一个开放的存在结构，允许个体通过行动和选择在其中构建意义和价值。场域为个体的具身体验提供了背景和结构，强调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它超越个体与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展现了一个整体的感知和体验环境。在场域中，意义不是预设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参与和互动不断生成和再生成的[9]。
在此意义上，对社区生活圈中的城市居民来说，社区可以被视为场域的一部分，提供了场域中实际的互动和实践场所，是场域理论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表现。社区中的社会关系、互动和文化实践构成了具体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和互动方式建立和维护关系。一个社区也可能包含多个场域，如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社区成员在这些场域中互动，影响社区的发展和变迁[10]。
通过分析场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实践的复杂性，揭示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并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场域强调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资本的作用，而社区则关注社会互动、集体认同和公共参与。场域中的规则和权力关系对社区的运作方式和发展路径产生影响。社区中的成员通过场域中的资源，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反过来又影响社区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社区作为集体行动的单位，可以通过团结和动员社区成员，来影响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推动社会变革，以实践影响场域中的规则。
作为主要社会生活单元的社区，也是最普遍的“地方空间”单位。从这一基本单位出发的社区更新，重点在于搭建有效的交往空间，借助空间桥梁的作用，形成有效的公共生活。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生活世界的主要中介；反过来，生活世界则支撑了交往行为，成为社会整合的力量，保存了社会意义，阻止社会的瓦解和意义的分裂，防止了行为冲突。平等、普遍、包容是生活世界交往的特征。保存或恢复生活世界，依靠生活世界的交往来延续其社会化和道德化，从而对抗系统对人的规训和异化。
3.4 惯习和资本
传统的社区在东、西方有不同的源起。在中国，社区主要源于以村庄为基础的血缘、地缘关系。西方社区大多以教区为基础，依托共同的信仰而建构。其中，惯习和资本是与社区（场域）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
惯习指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内化倾向和行为习惯，是历史的产物，由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塑造。这些倾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再现，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文化偏好。
布尔迪厄将资本定义为权力和资源的象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每种资本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影响个体的地位和行动能力。各种资本可以在不同的场域中转换，如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教育体制转化为经济资本。
进入现代城市社会，传统的社会关系纷纷瓦解，社区的地域关系和社会关系已经全然改变。传统社区中非生产性的事物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萎缩，呈现碎片化。其空间日益成为非创造性的、可以被精确复制、批量生产、包装和销售的“商品”。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意味着资本按照自身的需求，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对其进行分割，使之丧失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只剩下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04 结论
4.1 城市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与面临的挑战
城市生活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概念，涉及日常生活、社会互动、文化表达和生态意识等多个方面。城市更新在改善物质环境和提升经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系统化的城市更新往往侧重于经济增长和功能性提升，容易忽视个体和群体在城市生活世界中的丰富经验和多样化需求；其次，资本的介入和主导地位可能导致城市空间商品化，削弱社区的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另外，城市生活世界的碎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生活世界面临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的瓦解。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更新项目如果过度依赖资本和权力逻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碎片化。城市更新应超越单纯的物质和功能改善，关注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和增强城市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4.2 资本运作与社会公平
资本在城市更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资本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提升，文化资本提升社区的文化氛围和教育水平，社会资本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然而，资本的集中和不平等分配，也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社区排斥。更新项目需要在资本运作与社会公平之间取得平衡，确保资源和收益的公平分配，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资本不应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还应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动力。通过合理的资本运作，更新项目可以支持社区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创新，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保障性住房和公共设施建设需要考虑社会需求和公平分配，避免因资本的过度介入而导致社会出现不平等和社区分裂。
4.3 城市社区更新的多维视角
城市社区更新应是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以及城市生活世界视角的一种城市更新行动类型，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基于空间对象划分的一种城市更新类型。城市社区更新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具身性、惯习、场域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强调更新项目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关注个体和社区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需求。
具身性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和规划，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感。惯习反映了个体和社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内化倾向和文化传统，城市更新需要尊重和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场域提供了理解城市社区中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的框架。在城市更新中，场域理论帮助我们识别社区内部和外部的互动关系，了解资本如何在不同的场域中运作和转换。通过理解场域中的权力动态，更新项目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共享。在城市生活世界的多维视角下，城市更新应秉承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长期的战略目标，回到“以人为本”的首要任务，关切人的感知、体验，确保城市空间适应和支持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
[1]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 马德森.都市生活世界:形成，感知，表象[M].赵炜,杨矫,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5] 列斐伏尔.什么是现代性？——致柯斯塔斯·阿克舍洛斯[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版社,2003.
[6] CAO K X, DENG Y, SONG C.Exploring the Drivers of Urban Renewal Through Comparative Modeling of Multiple Types in Shenzhen, China[J].Cities, 2023（137）:104294.
[7] 赵炜.李春玲.石杨.街头的魅力：成都城市社区更新中的公共空间营造之道[J].建筑学报,2022(3):44-50.
[8] 黑尔.建筑师解读梅洛-庞蒂[M].刘怀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9] 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0] LI Y X, ZHANG S, ZHU D J. Co-creation of Community Micro-renewals: Mode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in Shanghai,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3(142):102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