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入新房时，几件不算很旧的床、柜，都让女儿处理掉了。而一台油漆斑驳的标准牌缝纫机，却被我保留了下来。看着蒙着缀有流苏的天兰色机罩的缝纫机，很多往事涌上心头。
1966年秋，＂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我因为＂右派＂问题被动员回到安徽老家，开始过＂用鸡蛋换盐吃的日子＂。一次，我到阜阳办事，用所有积蓄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本服装裁剪书，回来就按照说明书自学做衣服。那时，全村只有我这一台缝纫机，实践机会较多。一年后，我已可熟练地做一般男女服装了。我做的衣服式样新颖、做工精细，很受农民欢迎，就连挑剔的上海知青也来光顾。
1975年春，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老伴刘勤英。正式相亲那天，我比平常早起半个小时，先叠了被，扫了地；又给缝纫机擦了灰、上了油；最后，刮了脸，并换了一套深兰色翻领晴纶服。刘勤英一进门就笑着说：＂这屋子真亮堂！＂当看到缝纫机时更是吃惊地说：＂别人都说你会画画，没想到你还会做衣服！＂
刘勤英比我小10岁，出身贫苦，离婚后带着一个儿子生活。她问我：＂做衣服好不好学。＂我答说：＂只要认真学，肯定能学会。＂刘勤英说：＂那以后，我学做衣服。”
我们结婚后，在我的指导下，妻子在缝纫机上练习缝衣片，绗棉花，逐步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到冬天时，我们除参加队里正常劳动外，每天还可做出两套棉衣，收入10元左右，补贴家用。
后来，我平反恢复工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日子逐渐好了起来，我家的缝纫机也从重要的谋生工具沦落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前年搬家时，老伴说：＂卧室这么小，缝纫机又不常用，干脆把它放到阳台上算了。＂我说：＂可不能慢待了它，当年它还为我骗来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老伴也笑着说：＂就是，当时我也就是看好缝纫机，才选了你。＂
现在，每隔两个月，我就给这台已经退居二线的缝纫机上一遍机油，让它的每个部位都光洁、灵活，一旦有任务时，它立即就可披挂上阵，发挥余热。
（此文曾被《开心老年》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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